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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

1989/01/15

来源:西藏文化网 http://www.tibetculture.net/

原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作者:杨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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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早期活动
  西藏自13世纪中叶即归属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7世纪,西藏曾由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但经过朗达玛毁灭佛教被杀,藏区大乱,各土邦分割,互相争杀达300余年。300年来,原来吐蕃王朝后裔已灭亡,新的土邦贵族兴起。这些贵族已不复有吐蕃王朝的意识与观念。后来佛教恢复,各教派先后林立,各地土邦王与教派互相争夺权势,他们权力的唯一根据是谋求中国大皇帝的封赐。中国皇帝的封爵、颁给的金册、金印等是作为他们拥有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自1264年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赏赐十三万户以来,经历元明清三个朝代,7个世纪,西藏一直是连续不断地归属中国大皇帝管辖,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0多年来,西藏的宗教派别此起彼落,西藏的各贵族轮番掌权,但没有任何一个西藏掌权者曾宣称要自立一国,既没有这种思想,更没有这种活动。[1]自元代以来,中华帝国以外的邻国也从来没有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都承认它是属于中国大皇帝所管辖。这些史实已有许多书籍记载,已成为全世界尽人皆知的事实。
  那么,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从何而来?这就要从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从分割西藏下手达到侵略中国目的的企图谈起。  
  (一)英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失败
  英国殖民者占领全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1764年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后,即向阿萨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侵犯。当时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小国有布鲁克巴(不丹)[2]、哲孟雄(锡金)[3]和尼泊尔(廓尔喀)[4],它们都是中国的藩属,是中国西藏地方的屏障。东印度公司首先与不丹接触,发生冲突,并经由不丹意图进入西藏。
  但是18世纪中叶,清军打败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犯后,不但廓尔喀臣服中国,清朝皇帝也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特别是对外通商与交通方面,完全由驻藏大臣直接掌握。
  1770年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属于不丹的库赤·贝哈尔,引起不丹人的反对;1773年英国人占领了不丹的布华、奇恰可塔等地。不丹政治上的统治者德布王即向六世班禅求救。[5]班禅即找一印度托钵僧普南吉[6]带信给东印度公司总督赫斯定,要求他不要侵犯不丹。赫斯定即趁此机会于1774年派秘书波格尔(George Bogle)来藏,探求与西藏通商的途径。波格尔于1774年11月到扎什伦布,住了5个月。他要求去拉萨,未得同意,班禅介绍他同拉萨来的官员会谈,拉萨官员说,西藏归由中国大皇帝管理,没有大皇帝的批准,他们不能做主。波格尔要求单独和班禅签订一个商约,自然也遭到拒绝。英国人第一次来藏要求通商的目的未能达到,[7]波格尔经过观察,提出入侵西藏的办法。他认为由于交通与给养问题不能直接用武力解决,先要占领阿萨密,然后以阿萨密为基地,逐步向喜马拉雅山进攻。[8]他说,欧洲人、英国人到西藏经商是不适宜的,最好利用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等来推销英国的货物,他在扎什伦布就遇见过这些人。尔印度公司为了拉拢不丹和西藏,派他为旺甫尔(靠近阿萨密)税官,但他于1781年死了,结束了英国人第一次入藏的活动。
  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1783年英国又以庆贺班禅灵童坐床和摄政为名派代表忒涅入藏活动。扎布伦布寺摄政仲巴呼图克图说,班禅灵童年小,中国大皇帝不许与外人相见。忒涅要求通商,仲巴说,达赖、特别是大皇帝不同意,也未成功。忒涅又提出由东印度公司在扎什伦布开一商店,由英国人来主持,这个意见自然也遭到拒绝。忒涅返印报告说,七世班禅成长后会对英国友好,他说中国统治是阻碍通商的直接原因。[9]
  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两次派人入藏的目的是:1、希望同不丹、西藏签订通商条约,扩大贸易,这个目的未能达到。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印度的暴虐行为引起不丹、西藏人的疑惧,不丹、西藏也没有和英印通商的要求。2、英国企图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的通商也失败了,英国资本——殖民主义者的野心要由西南方面,中国的后门打开内地市场,当时西藏完全在清政府管理之下,进入西藏已不容易,要经过西藏打入中国内地更不可能了。3、了解西藏的情况的目的是达到了,波格尔提出侵略阿萨密、不丹的意见被采纳。忒涅提出的中国的统治是阻碍通商的根本原因,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要分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要求与西藏直接交涉的政策根据。  
  (二)英国控制尼、哲、不,打开进入中国西藏的门户;清政府的对策
  尼泊尔(原称廓尔喀)自乾隆五十六年降顺清政府,成为中国的藩属后,实际中国根据历来对藩属的政策,对其国家内外事务不管不问,叫其自理。1815年英尼在泰莱[10]地区发生争议,英国人乘机进攻。尼国王曾要求中国援助,被驻藏大臣拒绝,这样就听任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控制了尼泊尔。19世纪中叶,英国在尼泊尔树立了亲英的以巴哈都尔为首的拉纳家族统治。1854年尼泊尔在英国支持下侵入西藏,在驻藏大臣允许下,签订了1856年的尼藏条约,使尼泊尔在西藏享有种种特权。从此,尼泊尔不止站在英国一边而且成为英国侵入西藏的助手。
  哲孟雄原为中国藩属。英国人利用哲尼矛盾,进入哲境,先是租借大吉岭,辟为商埠。1849年英国大吉岭负责人被哲土王扣留,东印度公司乘机派军进攻哲孟雄,将大吉岭在内的约640余平方英里的哲土地占领,称为“英属锡金”。1861年东印度公司因哲人反对修路又出兵攻打,哲土王被英囚禁,签订英哲条约,英人攫取了在哲自由行动的特权,哲孟雄地处喜马拉雅山隘口,为西藏通外重要孔道,从此,英国殖民主义者控制了进入西藏的重要交通要道。
  因不丹与阿萨密接壤,英国殖民主义者积极控制不丹,企图通过不丹开辟另一条入藏的道路。1865年发生英不战争后签订了《新曲拉条约》,英国除割占长250英里、宽22英里的土地外(噶伦堡在内)并收买不丹汤沙总管为英国人服务。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直接入藏不可能时,采取了控制喜马拉雅山诸小国的办法,形成对中国西藏地区的包围,控制了交通要道,打开了在地理上直接进入西藏的门户。
  对于英国的这种侵略策略,中国清政府中有识之士是有察觉的,并引起了忧虑。光绪三年(1877)十月四川总督丁宝桢奏道:
  “英既占东、南、中三印度之半,窥伺后藏久矣。从前为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之中界哲孟雄大山所阻,山极险峻,中通一线。道光年间哲孟雄属于英,此山已为英所据。前二十余年,海道未甚通,印洋烟(按鸦片)入川,即由此路。彼若此时将山开凿,即可长驱入藏,幸尚有布鲁克巴、廓尔喀界前后藏足为我藩篱。……现在英人通藏,必由此通,此二国足以为难。若将该两国极力羁縻,绝英人近交之计,则西藏不失要隘,我得自固其藩篱。……今若不将布、廓两国极力笼络,英人必设法相与连合,则西藏一无屏蔽,而川省门户遂失,……所关非浅。……密饬驻藏大臣设法修好布鲁克巴,阴为外助,则自可伐英人入藏之谋,必然之势。”[1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于丁宝桢的意见,认为“深谋远虑,亦目前之要策”[12]。但那时各驻藏大臣对此事件却与丁奏是不符合的。当不丹德布王在英人制造不丹两派斗争派人向驻藏大臣求救时,恳切地说:“伏念小部落与西藏同奉佛教、全赖大皇帝及达赖喇嘛保护,别无所依。今小的事在危急,希望做主,拣派汉‘番’人员前来查办,以救性命。”[13]
  驻藏大臣色楞额除了安置百余不丹难民外,只派一个粮员同一噶伦去帕里(在西藏境内)查明起事的缘由而已。这是把不丹的事务推之门外,任凭英国人去处置了。
  这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正采取依赖外国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的政策,而那时的驻藏大臣除个别外,都是怕出事以求保官,对于牵涉到外国尤其是英国有关的事,更是胆小怕事避而远之了。
   二、英殖民主义者提出所谓“宗主权”,企图分割中国西藏,并进行武装侵略  
  (一)英国借口旅行通商进入西藏
  英国控制尼泊尔、不丹,并将锡金置于直接统治下,实际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了包围,然后以旅行通商为借口要进入西藏。
  英国提出在西藏旅行、通商问题。光绪二年(1876)因滇案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有专款,同意英国派人去甘(肃)青(海)游历,探访经由西藏去印度的道路。接着有一批英人由青海、甘肃、四川、西康等地,要去西藏旅游考察。
  清政府对这些“游历”外人,知道他们不怀好意,采取劝阻办法;不行,则派人随时保护。西藏噶厦则是不惜以武力坚决拒绝洋人入藏。
  中英会议缅甸条约,清政府承认将缅甸主权完全让与英国。英国同意不派人入藏游历,而提出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当时驻藏大臣据此建议以大吉岭为藏印通商中心。但噶厦、三大寺坚决反对,不但禁止百姓前去通商,并在各险要路口上(如隆吐山)建卡设兵断绝交往。  
  (二)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藏印条约的签订与划界纠纷
  噶厦政府于光绪十二年(1886)派兵在隆吐山设卡,阻止藏人与英通商,也是防止英人来藏游历。
  英驻华公使华尔森向清总理衙门提出,要藏人不可妄为。1887年又提出照会施加压力,藏人不退,要自行调兵驱逐。
  清政府把同情藏人抗英不撤隆吐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代以升泰。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二十日,英军约四五百名向隆吐山进攻,当即被击退。4天后,英军大举进攻,藏军受到惨重损失撤出隆吐。噶厦、达赖又动员近万人,1888年6月以3000人向隆吐山反攻,10月第三次反攻亦遭失败,退至仁进岗。英军占领咱利、亚东、朗热等地,将哲孟雄国王土朵郎思哄骗回锡,囚禁于噶伦堡。
  1889年2月清政府派升泰为全权大臣去印,同印督蓝士顿会晤。升泰不理藏方意见,于1890年3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其中主要有:1、藏哲界,不丹交界支莫挚山起,分哲属梯斯塔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岭一带山岭为界;2、哲孟雄属英保护,不得与任何外国交往。西藏方面反对把哲孟雄划归英国为保护国。
  1892年清政府任奎换为驻藏大臣。中英双方派人于1893年10月在大吉岭签订“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规定1894年在亚东正式设市。但西藏地方政府坚决反对在藏境内通商,“凡英人通商之地即变为英人之地”。英人先提出江孜或帕里通商,后议定为亚东。英代表保尔提出先来春丕、亚东看看,藏人不许他来。英方同意先在亚东通商,5年为期。以后再议。
  1894年亚东正式开放,英国派汪德尔(Waddle)为委员驻亚东。
  中英藏印条约,确定藏印(哲孟雄)边界走向,后来在正式勘界时,引起了划界纠纷。清政府和西藏地方都主张以乾隆时设立的鄂博为界,但在订约时并未写明,含糊地写上以梯斯塔诸河流的分水岭为界。同时,西藏地方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达赖十三世亲政。当时西藏处在一个动荡时期,一方面英帝积极侵略,难以阻止,隆吐山一战,财力人力损耗很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国势已弱,难以依靠。
  英方勘界委员锡金专员怀特,在没有中方人员参加下,于光绪二十一年在亚东一带山顶私自树立界桩,遭到藏人的反对,就把它们捣毁。怀特再设,藏人再毁,藏印(哲)边境形势紧张。
  英印政府经过这段活动后,提出要摆脱与清政府的正式外交,分化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决定与藏方直接交涉,若藏方不派人商谈,他们将乘机入藏,即占领西藏,代清政府“治理”。所以英印总督寇松先是于1899年,后又通过不丹代表要同达赖直接交涉,均被拒绝。光绪二十九年(1903)英国派出荣赫鹏为代表,通知中藏方面在藏哲边界举行会谈。驻藏大臣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噶厦大仲译(秘书长)为代表前去边界会谈。在干坝会议时,荣赫鹏说什么要同英方会谈,西藏须派一极品全权番(藏)员,能够全裁藏政,言而无改的方妥,不承认中、藏派的人为全权代表,会议破裂。
  同时,英驻北京公使萨道义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大员和噶伦去干坝宗和荣赫鹏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三大寺坚决不同意在干坝宗开会,要英国人退出边界以外,谴责英国无理越界,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西藏保卫领土。  
  (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拉萨条约”
  早在6月干坝宗会谈后,荣赫鹏即“与怀特皆认此番交涉势须旷日持久,似有武力解决之必要,政府应早为之所”。因此荣赫鹏采取:1、将一切责任推到藏人身上,2、故意制造纠纷以证实他武力解决的必要。
  荣赫鹏返印后即提出进攻西藏的理由:1、西藏代表在干坝拒绝谈判;2、中国方面未派有适当地位的代表;3、中国方面遇事迁延不决;4、藏方已从事战争准备;5、两英民被逮下狱;6、25年政策失败,结果是藏人以我忍耐为示弱,藐视英国实力。英政府批准印政府以荣赫鹏进兵江孜的计划,但荣早提出“不至拉萨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意见。
  1903年英印军约3000人在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下,12月12日偷越则利拉(藏军还在干坝防守),21日占领帕里。西藏噶厦当即派兵前来阻截。
  英、藏军在曲眉仙角发生战斗,英军采用欺骗手法,打败藏军。4月9日打败康马藏兵。4月11日侵占江孜。
  英军占江孜,藏军四面包围英军,6月23日荣赫鹏、麦克唐纳增援江孜,展开进攻江孜战斗。7月初攻下江孜。7月14日英军向拉萨进军,这期间达赖数次派代表来与英军会谈,均被拒绝。(英政府5月15日批准荣进军拉萨的要求。)英军于1904年8月3日(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侵占拉萨。达赖出走逃往内地。荣赫鹏等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达到了进军拉萨的目的,但是达赖已出走,找不到谈判、签约的对象,并面临着许多困难。
  荣赫鹏找到了清驻藏大臣有泰,将条约草案交有泰,主要内容为:
  1、限制让马、禁炮干涉等5项,西藏为英势力范围;2、赔款;3、拆毁西藏要塞;4、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商埠,英国在商埠派驻官员;5、按光绪26年条约定哲藏边界;6、英军驻春丕。
  最后由于有泰的拉拢,西藏方面由摄政噶丹池巴为主与荣赫鹏谈判并签字,经商谈后,一切照荣所提条件,唯赔偿费750万卢比改为75年缴清。为了保证赔偿,英兵占春丕。
  拉萨条约于1904年9月6日在布达拉宫内签字。  
  (四)中英交涉主权与宗主权之争防,北京条约
  荣赫鹏未得中国代表签字,走时要“泰亦须南去,当面画押方结此事”。可见荣赫鹏心中也不放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未经中国中央政府的同意和签字,这个条约自是不合法的、无效的。
  清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要有泰向荣赫鹏声明,条约尚需妥酌。第九条有损中国利益,无论何外国一节,万难应允。外国和北京各报公布了此条约,各国纷纷询问。各国辩争,中国固有亏损,英国也无益等等。有泰与荣赫鹏商谈改约,荣赫鹏则推开,说他完成任务,你要另行商妥,请与外务部和北京联系。
  此时,经过英军侵入拉萨,达赖逃往内地,西藏形势混乱,清政府提出治理西藏对策,采取1、控制藏区拟改为行省;2、对外收回主权。首先将“拉萨条约”250万卢比的赔偿费赔还。再就和英商谈修改“拉萨条约”。
  1904年12月清朝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商谈改约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唐绍仪、张荫棠、梁士诏与英方专使费利夏、参赞路罗士,书礼敦在加尔各答开议。唐绍仪提出修改条约,交出草约将第九条删去,加上“英无有侵藏之意”。英不同意改。双方争论不已。英只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唐绍仪则主张有主权。主权与宗主权之争为这次会谈的中心问题,形成僵持。2月26日费利夏竟去西姆拉避暑,不久唐绍仪也返北京。张荫棠去西藏查办藏事。10月英方停止谈判。
  1905年英保守党下台,自由党组阁,积极准备对德战争。中英关于西藏问题谈判,费时年余,后在北京由唐绍仪与英使萨道义会谈。双方争论的问题是:1、清政府代西藏付赔款,英方不同意;2、还赔款的期限,每年还10万卢比,须要25年,英军驻春丕25年。后定由清政府代西藏3年还清,还清后英军撤出春丕,代价是中国承认拉萨条约。1906年4月中英双方签订北京条约,中国承认了拉萨条约作为北京条约的附约。北京条约中还规定“英国永不占领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也不许别国这样做。
  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入拉萨,强迫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政府的交涉,拉萨条约并不能成立,只能作为北京条约的附件,虽然从北京条约获得了不少特权,英国并没有达到直接谈判,使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等企图的目的。清政府在维护主权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粉碎了所谓宗主权的阴谋。  
  (五)帝俄插手西藏  英俄非法的西藏协议
  帝俄在侵犯我国西北边地的同时,对我国青藏高原进行过“探险”“侦察”,但在西藏活动主要是通过德尔智。德尔智是信藏传佛教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他在俄国受了训练后来到西藏,改名罗桑古巴,学习藏语和佛教经典。十余年后,他当了十三世达赖的参宁堪布(侍讲经师),打进了西藏地方统治阶层的上层。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英俄在中亚竞争激烈,帝俄对于英国侵入西藏非常关切,加紧了对西藏的活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帝俄再派德尔智来拉萨,带来许多礼物贿赂西藏上层,乘机煽动达赖投靠沙俄。1900年达赖乃派大仲译(秘书长)和德尔智为代表前往俄国活动。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他们。他们呈交了达赖的亲笔信,信中称沙皇为“护法皇帝”,并说要和俄国“亲善”。
  1901年7月英印外务大臣照会清外务部,谓“达赖拒绝与印督通款,公然派使去俄,不知是何目的与结果。英对一切变更西藏现状,势不能缄默不问”。1903年,英兵即侵入干坝宗。
  帝俄知道英国进兵西藏即向英提出抗议,认为英此次远征,将发生严重局势,因而迫令俄“采取一切手段,保护该处俄人利益”。英国复照强硬,英与藏关系,远甚于俄,“俄若在藏有所举动,英决不退让,俄若派兵入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必厚于俄”。由于英强硬,俄作了让步,4月8日复照说:俄不会干预藏事,但为势所迫,或须在别处另谋对策。“俄国认定西藏为中国之一部,而对于中国领土之完整,原极关切。”英国答复:英人固无兼并西藏之意,英藏有约,藏方阻英享受各种权利,或不履行其条约义务,英有坚持其权利之必要。英国与帝俄在圣彼得堡于1907年8月31日(光绪三十三年)签订《英俄同盟条约》其中关于西藏的协议,专立一章,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为宗主权。这是国际文件中关系到我国事务第一次用宗主权一词。
  1、双方互相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2、相约非有中国之中方,不得与西藏缔结任何条约(1904年英藏条约第五款英商务委员与西藏直接关系,1906年中英条约所追认,不受本约限制);3、各不派置代表到拉萨;4、两国不为自己和本国国民,在藏要求铁道、马路、电报、煤矿及其他权利;5、西藏国赋,无论物产、现金,皆不得成为双方或其国民抵押或让与。
  按议定书俄国不得在西藏插手,而英则依据其三个已取得的据点,即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商埠,仍在西藏活动。  
  (六)对英国提出的所谓“宗主权”的批判
  1.英印殖民主义者的外交施压
  英印殖民主义者在这段时期对我国西藏的侵略,除以军事进攻外,在外交上它从几个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其突出的手法就是要同西藏当局直接交涉,要甩开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外交权,企图在外交上把西藏与清朝中央分割开来,使西藏有单独与外国签约的权力,这是明目张胆地分裂中国的行动。荣赫鹏虽然以武力得到一个《拉萨条约》,但签约者既不是达赖,又没有驻藏大臣,只有一个不合法的文件;这一阶段英国侵略者的“直接交涉”的阴谋,并未完全成功。
  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也很不利。中国在朝鲜与日本冲突,接着甲午战争失败,中国正谋求俄英等国的帮助。1904年荣赫鹏率兵侵入拉萨正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签订辛丑和约之后,中国正面临列强瓜分的可能,英帝国主义者乘机侵占拉萨,清政府对此毫无对策,命令有泰切勿画押,已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1899年寇松当了印度总督后,他标榜要与沙俄竞争并将其排除西藏,他提出要做两件事,一是将亚东市场改在帕里,因为帕里属西藏高原,可直通拉萨。另一件就是要打破清政府的规定,甩开中央政府,不通过驻藏大臣直接与西藏交涉。1899年英政府批准了直接与西藏交涉的建议,于是英印政府就寻找与达赖通信联系的办法。先找尼泊尔,尼王不同意,再找拉达克,英印政府派人去列城[14],由那里的克什米尔副长官于1900年派人与噶大克的噶本[15]联系托他带英国的信去拉萨交达赖,6个月之后,噶本将原信退回,说政府有令禁止外人进入西藏,噶本不敢将信送去拉萨。寇松并不死心,又利用不丹汤沙总管送信给达赖,信中强调英政府对西藏表现的“容忍”,如果不理英国友好的建议,英国将保留采取必要、正当的措施之权利。但是这封信同以前的一样原封未动地被退回。汤沙总管说达赖喇嘛按中国皇帝的规定,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不能与外国通信。这样寇松乃向英政府建议要采取更现实的步骤,以获得在商务上、政治上未获得的便利,他们要采取措施以充分保卫英国在这一部分边疆的利益。[16]
  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不得驻藏大臣同意不能与外国交往,这完全是一个国家内政的规定,英国政府有什么权力非要打破这个规定?而且达不到的目的就采取武力进攻的办法,这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特别叙述这一段的经过,证明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包括西藏的蓄意和阴谋手段的做法。寇松当时振振有理要保卫英国边疆的利益,也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口吻,英国远在欧洲英伦三岛,它的边疆怎么跑到喜马拉雅山来了?
  2.所谓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的谬论 
  中国在西藏只享有宗主权一说是1903年英军侵略拉萨前,由英印政府外务部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的信中提出的。这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签订辛丑和约之际。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列强之间彼此争夺不下,英国企图用宗主权一说先控制西藏。
  1903年英印政府外务部给英印度事务大臣的信中说,他们通过中国政府与西藏达成协议失败了(这是谎言,事实上已签订了两个条约),他们谋求与西藏直接交涉也失败了,他们认为原因是:“这个第三者插手于我们(指英国)与西藏之间。”把中国政府称为第三者真是荒谬已极!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宗主权,乃是宪法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一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一面是,中国一定准备破除无知和阻挠的障碍,开放西藏于商务文明之下,但是中国的诚意愿望,为喇嘛们的浅见和愚蠢所击败,一面又是西藏渴望接受英国的提议,但由于宗主国的否决而无从实行”。他的这两方面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开放西藏既然为喇嘛们所阻,怎么能说西藏又愿意接受英国的提议呢?
  信中继续说,“其实呢,在拉萨的两位驻藏大臣并不是当西藏的总督,而是当大使,即中国宗主权的虚构所赖以维持的中国军队,总共只有不到500个武装简陋的人”。这样说来,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也不存在了,埋下了要吞并西藏的野心。所以,他提出派一个英国代表团赴拉萨,而不必征求中国的许可,或请给中国的护照。武力侵入拉萨后,“如果缔结条约,就不仅是由英国和中国签字,而是还要有西藏政府直接派代表签字,这是绝对必需的”。“在目前西藏的情况下,有特别理由坚持西藏本身必须成为任何新订协定的突出的缔约之一方。”信中说,近百年来,西藏第一次受达赖喇嘛的统治,“这达赖不是婴儿,又不是傀儡,而是一个年约28岁的青年”,“他是西藏事实的以及合法的国王”。谈判一定要在拉萨举行,还要派英国领事或外交代表常驻拉萨,[17]这是荣赫鹏破坏干坝会议前英国已决定的方针。
  这个方针,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而且还说,“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其地位已大有改变。虽然英国政府无意宣告(把西藏)成立被保护国或永久占领该地的任何部分,但是一旦对西藏施行武装干涉,这一类的措施就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18]。
  这些文件已将1903年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说得够清楚了。
  然而英帝国主义炮制的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谬论,是完全站不住的。但是正是英国政府在其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宗主权的说法,并把它说成是宪法上的虚构,必须要加以驳斥。1903年时中国清政府还没有什么宪法,当时在西藏执行的是乾隆五十八年的钦定西藏章程,该章程才是规定西藏地位和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根本法规。而这个章程已经执行近百年,完全体现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丝毫找不出什么宗主权的影子。驻藏大臣绝不是一个什么大使,其职权至少也不少于总督。至于所谓武装简陋的500人,更不能说是中国只有宗主权的标记。英国政府对于上述情况绝不会愚昧到无知的程度,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在与欧洲国家关系方面地位大变,列强在争论瓜分中国,英国提出这些谬论作为抢分中国西藏的准备。
  这种真心虚构的不能成立的所谓宗主权的说法,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一再宣扬,在国际上造成一种气候,似乎给一些对中国西藏有野心的国家与人物,找到了他们伸手的机会了。
  3.非法的英俄协定 
  在侵略中国方面,那时英与帝俄既是同路人又是竞争者。他们由于要共同瓜分世界,结成反德同盟,在中亚方面协调他们的斗争,英俄在波斯、阿富汗等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对西藏问题上共同出卖中国取得了妥协,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一词写进了他们的协议内,但是他们这样做是背着当事国中国的,所以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非法的,中国不予承认是完全对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的改革措施。
  4.清政府维护在藏主权的斗争 
  荣赫鹏到了拉萨,找不到“28岁的国王”达赖在拉萨条约上签字,时已届大雪封山,再晚就要冻饿在高原了,于是草草地找了摄政与三大寺的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字。清朝外务部致电驻藏大臣有泰,一面指责他不该让西藏僧官代表与英人谈判;一面指出条约有损主权,不许他签字画押。荣赫鹏在有泰也不签字的情况下,坚持与西藏代表的签字,仪式一定要在布达拉宫举行,这就是他说的在布达拉宫签字本身就是一种惊动世界的了不起的大事,他这时只好以此自我解嘲。这个条约,有泰与达赖都未签字,清政府不予承认,西藏地方当局无权与外国缔结条约,这个条约是无效的。英国方面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催促清政府予以承认。清政府的态度是英国须明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要修改拉萨条约第九条。因为这一条,各国政府都有异议。唐绍仪代表中国在印度谈判时,就是主张这两点。英国代表不承认中国在西藏有主权,只承认有宗主权。主权与宗主权之事,成为中英交涉第一回合的重点。结果,陷于僵局,英代表突然离开加尔各答,唐绍仪回国。
  这时,帝俄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它对英国在远东的威胁减少,英国拉拢俄国反对德国,不愿在西藏问题上与俄国对立。1905年英国保守党下台,自由党组阁,格雷当了外交大臣,为了促成英俄妥协,决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荣赫鹏的侵略战争,在英国议会中受到自由党的反对与批评。1906年中英继续会谈,英国从原来的顽固立场作了一些妥协,于是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在这次条约中不提主权、宗主权等词句,英国允承“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对于拉萨条约第九条所指各项权利,英国承认只有中国独能享受。
  这个藏印续约,虽然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很明显清政府挽回了在西藏的主权、明确了西藏地方单独不能对外缔结条约。英国侵略者说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这一阴谋,终于没能在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实现。清政府挽回了在西藏的主权,然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三、英国拉拢达赖,企图将西藏置于英印政府保护之下  
  (一)英国拉拢班禅企图代替达赖,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十三世达赖离开西藏到内地后,英国在藏找不着代理对象,转而拉拢九世班禅以代替达赖。1905年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果洛来日喀则,邀请班禅去印度,英国官员鄂康诺说英国太子要来印度,全印将有大会欢迎,英王太子想见班禅。班禅以需要禀告中国皇帝推辞,但不行,英国人坚持要他去,并来洋兵50余人,逼得班禅不能不去,乃函驻藏大臣有泰:“奈伊逞其兵威……只得不顾性命,暂行前赴噶里噶达(加尔各答)。”清政府知道后,即电示在印谈判的张荫棠注意,若班禅有与英人签约事,须申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清政府并将同时通知英国政府。班禅到加尔各答,即住在张荫棠的对门,英国给予以最优待遇。张荫棠于12月5日电告清政府,“闻英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独立,归英保护,并令其回藏即宣告中国不能治藏,西藏不能不自治以成独立”。[19]2月22日又电,英拟将班禅回藏赴拉萨代达赖。这些都遭到班禅的拒绝。班禅于1906年1月返扎什伦布,后来,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曾赴日喀则与班禅密谈。
  英国人此次拉拢九世班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想以班禅代达赖不成,就要班禅在后藏独立起来。虽然遭到班禅的拒绝,但英国人挑拨了前后藏的不和,引起了班禅与达赖的矛盾。  
  (二)清政府整理藏政
  西藏经英军侵略战争,十三世达赖又远在内地,西藏地方情况紊乱,如何整理藏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命张荫棠进藏察看情形,拟定善后事宜。张荫棠到拉萨后,认为西藏英人势力深入,藏务百废待兴。他说英人志吞春丕、江孜一带席卷后藏,除进窥川滇,并要打通阿里、拉达克、阿富汗等处,与俄争衡。英日协议,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今日之高丽,即西藏前车之鉴,实为堪忧。现在印度土人时有抗英运动,英国正有内忧,应乘此时,切实整顿藏政,否则后益难治,因此,他提出设立交涉、督练、盐茶工商、财政等九局,进行改革,[20]接着他做了几件事:
  1、参奏有泰和驻藏官员的劣迹丑行;2、参噶伦彭错旺丹,贪黩顽梗,勒索百姓。11月29日清朝发布有泰等人革职处分的命令,刘文通、松涛等7人革职归案审办,另外3人勒令革职留任,有泰先革职查办,彭错旺丹革职;3、提出“治藏政策”;4、签订《藏印通商章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张荫棠查办藏事完毕,由驻藏大臣联豫接办。张荫棠同噶伦旺曲结布去印会谈《藏印通商章程》。1908年谈妥,签订通商章程15款,此章程于1908年4月在加尔各答签字。中国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为韦礼敦,西藏代表为汪曲结布,三方共同签字。此为中英藏三方会谈并签字开了先例。在这次谈判中,英国坚持要有西藏掌权代表参加谈判和签字,清政府无法,只好让步,加派了西藏噶伦旺曲结布为代表,会同清中央政府代表张荫棠在《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上签了字。虽然该章程总纲中写有“西藏大臣……禀呈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和随同签押等字样,但这开了一个极不好、暗示西藏为一方面的先例。
  英印政府凭这个章程扩大了在藏的权力,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了3个商务委员,在亚东、江孜设立兵营,驻扎军队,从锡金的岗拖到江孜,设了十几个驿站和兵站,安置有电话电报,沿途派人看守,俨然将这一段路程和地段视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三)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亲英,辛亥革命发生,英国策划达赖驱逐川军活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甲错生于光绪二年(1876),4年坐床,7岁受沙弥戒,光绪二十一年(1895)亲政,于1933年圆寂,享年58岁。十三世达赖一生适逢中国发生大革命的时期,也是西藏发生大变化的时期,他由仇英变为亲英,企图依靠英国支持走上半独立,又由于认识到英人不可靠最后倾向于祖国。
  达赖亲政后不能抵御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侵藏活动,当荣赫鹏的英军向拉萨进攻,达赖派人去讲和,英军不听径直进军到曲水时,达赖乃带领包括德智尔在内的70余随从由色拉寺山口逃往内地,暂命甘丹寺池巴罗桑坚赞负责,为摄政。
  十三世达赖一行经由黑河,先到柴达木盆地,然后于10月20日抵外蒙库伦。清光绪帝、慈禧太后派钦差大臣前往送礼问候。他在蒙古时曾派德智尔去俄国见沙皇,要求保护他回藏。这时正是日俄战争时期,沙皇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干预此事,只是给达赖一些安慰,并把此事告知清政府,自然会引起清朝廷对达赖的不满。十三世达赖于1908年移居五台山。他进驻山西五台山后,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及一些抱着各种目的与动机的外国人对他发生浓厚兴趣,不少人纷纷去五台山要见达赖。达赖也致函各国公使表示一般的问候。就在这里达赖开始进行了与外国人直接的联系。
  西藏噶厦、三大寺及各方面僧俗人等均不断派来代表要求达赖回藏。达赖是否能回藏,回藏后能不能保证安全,他们觉得要看英国人的态度。英国这时也改变政策,要拉拢达赖,它派来了熟悉西藏情况的鄂康诺大佐,偕同与西藏上层有密切关系的锡金王子来北京,专做达赖及其一行人的工作。达赖派使者送一般问候信给英国公使时,英公使朱尔典说,1904年英藏关系恶化,是在达赖亲政时发生的,英国现在对达赖回藏的态度,要看达赖对英国的见解如何才能决定。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达赖改变为亲英才行。达赖的代表说,1904年英藏冲突时,都是由于“达赖受左右蒙蔽,使其不明事实真相,现在达赖一切都知道了,愿意回藏以后,对于与藏接壤之印度政府当诚意修好”[21]。这就等于向英国道歉。英公使朱尔典亲自到雍和宫与达赖会谈,最后达成妥协,[22]达赖才决定返藏。
  达赖在返藏前朝见清光绪帝时,张荫棠坚持他行下跪礼,这同达赖七世进京时的礼遇相比大大降低;再达赖要求有直接上奏权,清政府不予同意,一切按旧例仍须经过驻藏大臣。这两点是十三世达赖在北京最不满意的,使他摆脱不了对驻藏大臣的控制。直到1908年10月拖延至光绪、慈禧逝世后,达赖由北京启程返藏,11月抵拉萨。这时拉萨发生了巨大变化。赵尔丰在西康实行改土归流,引起西康上司头人的反对,清政府又命赵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同时,联豫已在西藏积极执行改革藏政方案,兴办学校、陆军小学、训练新兵等。
  另一重大措施是调川军陆军2000人入藏,由知府钟颖统率。这些引起达赖的恐惧,他竟然通过江孜英商务代理致电英俄各国公使,指责赵尔丰、联豫种种措施,不利藏人,又派川军入藏,消灭西藏宗教,请求各国公使向清抗议,撤退川军。又一电致理藩院诘责清朝不守信义,欺压藏人等。
  1910年2月12日川军到拉萨,时值传昭,联豫欢迎的卫队开枪打死大昭寺的大喇嘛,全城震动,达赖乃逃往亚东英商务官员处,请求去印保护。
  达赖十三世在印度(先大吉岭,后噶伦堡)约住2年,并去加尔各答会晤英印总督明托,要求保护。此时英国既已控制达赖,乃改变过去用武力压服的办法,采取拉拢达赖策划独立,脱离中国的计谋,以便成为它事实上的保护国。早在清政府对藏施行改革时,英国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某种政策前,先要向英作出急切解释,否则英国即认为中国破坏中英有关条约所肯定的形势。这里所谈的肯定的形势就是指1904、1906年中英条约中未能明确写出的英国意图,即中英共同管理西藏。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常常以这种含糊的外交词句隐藏它侵略的意图。在1910年6月英派步兵两队,大炮4门,工兵若干开到印藏边境朗塘。6月19日通知清外务部,中国派兵进藏,英印政府虑其商务卫队将被袭击,已派兵驻朗塘作为保卫在藏商民,若达赖回藏,发生变乱使英商民生命财产陷入危险境遇,则英军将入藏加以保护等,显系为达赖撑腰。
  西藏驱逐川军,达赖返藏。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发生后,印督明托即与达赖会晤,会谈甚久。会后达赖派遣达桑占东(即在曲水阻截川军使达赖得以逃脱者)潜回西藏,策动各地反清暴动。
  达赖于辛亥革命回藏时,下一通告:内地各省推翻君主建立新国,以后凡汉人来西藏的公文政令,概勿遵从。把所有的汉人都赶出藏。
  1911年12月16日达赖回拉萨,做了几件事:
  1、严惩在汉藏战争中亲汉分子;2、晋升反汉战争中有功人员,首先卫藏民兵总司令达桑占东封为擦绒(将亲汉噶伦的田庄百姓全给达桑占东),后为擦绒扎萨。
  达赖曾召集僧俗官员、各宗头人会议,讨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一些上层僧俗官员反对驻藏大臣及汉军的压迫,但并不愿脱离祖国自立为国。议论很久,没有一致意见。当时极力策划西藏独立的英国政治专员柏尔,了解会议的情况,他不得不承认“西藏尚不欲与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23]。
  (四)对英国改变对达赖即对西藏手法的分析
  1、这一时期清政府已走向垂亡,办理西藏事务是那些所谓懂洋务的张荫棠之类,他们在对待西藏政策方面犯了大错误。首先违背了清室200来年推崇达赖、以宗教争取藏民的政策。十三世达赖到北京朝见,废除了当年五世达赖晋京的优厚礼遇,要达赖见光绪帝时先下跪,这在达赖方面看来是对他极其不尊重。在达赖逃往内地时,有泰曾请废除达赖封号,废了后又加封。达赖逃去印度,清政府又废除他的封号,这次引起了许多僧人,包括蒙古僧人在内也表示反对。原来在藏、康驻军(乾隆时规定的),自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没有派军驻守,这时突然命钟颖带川军三营约2000人入藏,此事也引起了西藏僧俗官员的反对。更严重的是,不遵守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对达赖的行李搜查抢劫,并打死传昭的大喇嘛,这就使清朝中央政府及其驻藏官兵与达赖及其僧俗官员矛盾尖锐,引起冲突。达赖的再次出走与这有直接原因。当时清政府已日落西山,自己的地位难保,当政的庆亲王奕劻正同袁世凯等一批满汉官员勾心斗角,宣统继位正是大清政府自顾不暇之时,西藏方面的混乱情况自然是免不了的。那些满汉大员要治理西藏的要求既迫切,求急成,又违背历史的传统习惯与政策,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虽然是中国内部问题,却给了英国以可乘之机。
  2、达赖由反英侵略变而为亲英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前面已经谈过,达赖因清政府不能保护西藏不受侵犯,致使逃亡在外,想谋求帝俄保护又被拒绝,正在走投无路时,英国人找上门来派人联系,就同英人达成返藏的妥协。达赖逃出拉萨要求英国人保护正是川军在拉萨枪杀僧人,进行抢劫的时候。这时达赖还只在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处居住,直等追逐达赖的川军越过帕里下到亚东时,达赖才仓促化装为普通人越过山口进入印度。这时清政府也改变了强硬手段,免去赵尔丰的驻藏大臣,派人去印度劝达赖回藏,达赖提出:1、恢复达赖名号;2、撤退驻藏陆军,3、罢免联豫。清政府以二、三两项不能同意,谈无结果,达赖遂不返藏。[24]可见达赖虽外逃在印度,并未有脱离祖国反对清政府的思想。
  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一直未曾终止过,但在1908年因要拉俄反德,双方曾缔约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互不干涉西藏内政,1908年达赖在北京时,英国公使与俄国公使曾商定在会见达赖的态度上将采取一致行动。[25]当然英国公使并没有始终执行这个商定,他单独与达赖另达成妥协,才使达赖回藏。在中国政府废除达赖封号后,曾由北京外务部通知英国,说明“中国政府的意图只不过是为了维持西藏的治安和实行比以前更为有效的管制,特别是关于西藏对其邻国的义务。中国政府愿向英王政府保证不改变西藏的现状,无意更改西藏的内政,这次对达赖名号的剥夺是对他个人的惩罚,要求英王政府不要相信喇嘛们所宣扬的关于中国军队抢掠和烧毁寺庙的谰言”[26]。中国清政府这时一面劝说达赖,一面向英国做工作。
  但是英印的殖民主义分子实际采取另外的做法,一则说,“对于在我们边界上发生的混乱局面,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又说,“如果这一地区混乱仍继续不得解决,我们为了自卫将不得不加强亚东和江孜的卫从”[27]。亚东和江孜是中国的地方,他们来加强卫队不是干涉内政是什么?
  达赖到了印度后,即由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柏尔负责接待,此人是一个西藏通,是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积极分子。他同达赖第一次见面时,就与达赖密谈,说达赖告诉他,清帝曾许以不减削其权力地位,不害其藏人,今皆失言。然后他陪同达赖去加尔各答拜见英印总督。达赖居住在噶伦堡的不丹王别墅,在这里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和西藏境内噶厦、三大寺、各寺庙堪布、各地贵族头人取得联系。
  这时中国正当辛亥革命前夕,英国方面对于中国情况极为熟悉,在此混乱来临之时,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绝不会丧失可以获得好处的机会,于是英政府乃鼓动和扶植达赖返藏取得政权,在英国控制下统治西藏。1910年英兵出动,驻扎在西藏边境,口称保护商民,实际是支持达赖威胁在藏川军。一面给达赖随从武装,准备随时打回西藏。就在这期间,英国培养一批以达桑占东为首的亲英分子。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英印总督明托特来大吉岭与达赖会谈,密谈很久。会后,达赖即派达桑占东潜赴西藏,策划与组织各地的反对汉军活动。在日喀则与江孜的汉军被解决后,达赖即于1912年藏历五月返回西藏,在解决拉萨的汉军及联豫等问题后,于12月才回到拉萨。
  这就是达赖由仇英变为亲英的经过。促使他的转变的与本文第三部分所叙述的内容有密切关系,但英国政府中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3、所谓“独立宣言”,辛亥革命发生,驻藏川军与藏方民军及色拉寺等发生武装冲突,达赖决定返藏,在返藏前命令噶厦发布驱逐汉军的文告。这个文告说,“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说汉人不能保护西藏,恣为强夺,蹂躏主权,使藏民流离失所,逃窜四方……”“自示以后,凡营官关目人等,……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28]
  这样一个文告,明明写的是驱逐汉人,其中所说的汉军为害西藏,主要是指当时进藏的川军(因为辛亥革命时,川军内部有革命派与亲清派,双方争杀,在拉萨各地曾经放火并抢劫),这并不是一个宣布西藏独立的文告。文中除了说内地各省推翻君主,自建新国外,并没有说也赞成推翻君主。一些西方人曾将这篇文告说成是西藏独立的宣言,不但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任意捏造。辛亥革命时内地各省,特别南方各省都响应革命自称独立,这里所说的独立是独立于清政府,而不是各省各自独立一国,何况西藏的文告连独立于清政府的文字与意思都没有。把这篇文告说成是西藏独立宣言是别有用心的分裂中国的说法。当时达赖喇嘛还没有自己独立一国的想法,就是他背后的支撑者那时也还没有把西藏搞成独立国的计划,英国人公开地还以中英、中俄条约做幌子,来扩张自己的势力。  
  四、西姆拉会谈,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
  (一)英国干涉中国统一西藏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月,孙文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发布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0月,大总统下令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同时加封班禅。命令还说“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29]
  但自达赖十三世在英国支持下,下令驱逐汉军,在西藏前后藏向汉军及联豫、钟颖等进攻[30],西康的土司、头人乘机取消改土归流,各地纷纷暴动,一时康藏局势大乱。袁世凯命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兵进入康藏平息战乱,称为征西军。藏军在拉萨驱走汉军后,进入西康与川军交战,形势紧张。当川军入藏,袁世凯政府为了避免误会,由外交总长面告英国公使,谓川军入藏全为平乱,希英国严守中立。7月间,川滇军进展,节节顺利。英国见形势不利,英公使朱尔典会晤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5点: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往西藏的道路。
  朱尔典更施加压力,说中国一定要派兵进藏,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袁世凯遂下令停止川军入藏,改任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同时答复英国,对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表示不满,并根据1906年《续订藏印条约》第二款,英国允认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也允许不准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政,但条约并无限制中国行使在西藏的主权的条文。答复中,驳斥了英国的无理要求,说明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已有1906、1908年的条约,无订新约的必要。这个答复,自为英国所不满。
  自民国政府宣布停止川军入藏后,达赖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提出恢复汉藏关系的条件,提出每年补助500万元,西藏自由训练兵队,西藏官吏由西藏人充任,等等。同时又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谈判。
  当时,川滇两路军队已会师澜沧江,准备直趋拉萨。在军事上来说,统一西藏是无问题的,尹昌衡已作了进攻拉萨的计划。但是袁世凯政府一心要得到帝国主义对他统治和做皇帝的支持,不惜倒行逆施,屈服英国的压力,下令停止尹昌衡的军事行动。这样使得英国更加肆无忌惮,一面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面竭力唆使西藏当局断绝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鼓励它进行亲英反对祖国的活动。民国2年,袁世凯政府即派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拟由海道经印度赴藏。陆兴祺到印度后,英人不许其入藏,英国声明“藏约未议结期内,中国不能由印度与藏交通,来文宣布护理驻藏大臣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原文退回”。并说陆“不得与藏人通信,倘必抗办,印政府惟有令君离印”。[31]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太蛮横无理,中国派的护理驻藏大臣为什么要英国承认?为什么不许陆与藏人通信?这时达赖正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并又派人到打箭炉与北京政府商谈恢复关系的谈判。达赖十三世这时并没有“独立”的要求,只提出了在中国政权之下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32]  
  (二)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各列强在是否承认问题上意见不一,各有各的打算。以英国来说,除了要保存它既有的势力范围及权益外,就是要攫取西藏。
  为了夺取西藏,英国首先破坏达赖代表与尹昌衡在打箭炉的会谈,并提出若不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谈,由英国作调解人,英国就不会承认中华民国新政府,并断绝经由印度去西藏的通道。在印度召开的三方会议,若中国不派人到会,英国将与西藏自行订约,中国不能享有订约的一切规定。这个时候,赞同袁世凯组阁政府的朱尔典,完全是另外一副面目,与袁的私交不见了,以大英帝国的威力逼迫袁世凯,袁政府为了求得英国的承认,不得已同意中藏英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
  1913年11月开始的西姆拉会议,中国首席代表为陈贻范,副使为王海平,英方首席为印度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英驻华公使罗斯、驻锡金专员柏尔为顾问,西藏方面为夏扎伦青。[33]早在开会前,英印政府随即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深入江孜,会晤西藏噶厦参加会议的代表夏扎伦青。经柏尔示意,会议将讨论西藏的范围,要夏扎“收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的各州县等项之文件,携之赴会”[34]。于是“在拉萨政府之档案处大行收罗……举凡家宅,寺院、佃户、田主、租税、进款之册籍、门户炉户之册籍、判决书、指令以及其他实际行政之证据、民兵之表册、各县分摊军费之合同、法律规章等等,无不收集,以便要求将先后为中国管辖之各县藏民,仍然退还归拉萨政府统治。”[35]这里英帝国主义分子煽起了所谓“大西藏”国的野心,以扩大英帝国的统治。在收集所有这些资料后,柏尔与夏扎等在亚东住了3月,讨论在会议中对付之办法。
  中国代表陈贻范等于1913年10月到印度,英印政府竟不许他与藏方代表来往。西藏代表等一切行动,英方都派有人“陪同”招待,实则进行监视。这是一种非常无理的做法。英国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搞了两套阴谋,一是公开与陈贻范讨论的所谓西藏政治地位与内外藏划分问题,由英代表提出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拒绝签字,公开声明不予承认,这个经过大家都已知道,在此不多叙述。
  我要谈的是英国搞的第二个阴谋,就是以扶植西藏独立,划出麦克马洪线的阴谋。
  英国代表同西藏代表私下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英帝国主义分子以反对中国帮助西藏独立为名,攫取中国大片领土,逼迫西藏同意在“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了字,夺取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所谓的“麦线”。
  早在1826年英国人将阿萨姆并入英印版图时,那时的中印边界习惯线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走向,河谷以北,长期以来是在英国管辖范围以外,归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理。19世纪后期,英国茶园主、木材公司的老板们,企图扩大他们的利益,提出向河谷以北,茂密的森林区,向西藏管辖的南麓开放,自然引起当地土著部落的反抗。20世纪初,英印总督明托建议,把喜马拉雅山麓中国西藏所管辖的部落划归印度。那时,他的计划还不包括门达旺地区,英政府还承认这个地区无可争辩地属于中国西藏的领土。哈定继任英印总督后,完全接受了明托的推进计划,并于1911、1912年间,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所谓“讨伐”。接着派出一些“测绘员”“进行探险”、“测绘”,这些探险测绘人员,是英印政府扩张领土的先锋部队。他们侦察情况,测绘地形,提出他们所谓的划界意见,这些人经过察隅、珞隅、门隅一些地方,自己认定了一条所谓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线,由于他们的臆断,在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图上他们划了一条红线,说这是分水岭线。但实际不是分水岭线,也没有沿喜马拉雅山全部走向。1911年英印政府参谋长要纠正这条线,把达旺北部一些地区也划在印度境内。西姆拉秘密会议上,英方就以这条线来同西藏做交易。要藏方承认这条红线(麦线)是藏印边界线,红线以南全划归印度政府。
  对柏尔提出的麦线划界,夏扎与随同的三大寺代表商议,兹事体大,不敢轻易商谈,乃提出“我们未奉有关于谈英藏边界问题的委托,珞隅和西藏的边界涉及地区很多,所有不了解的疑点,这儿又不能解决,……可是对柏尔所说的要现印度平原上耽搁很久的这种说法,如不加以考虑,不但是已明白表示了在汉藏问题上不加帮助,甚而因对我方怨怒而(让汉、英)勾结起来,结果会使汉英双方都达到了目的,而我方又孤立无援,从而将会给宗教、政治以严重影响……”[36]
  西藏方面经过英国的利诱与威胁,英国人允许在会议中支持西藏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提出内、外藏,外藏完全独立;英国除保护独立外,并允许帮助藏军,送给新式武器弹药以收复西康各地;在西康各地未收复前英国暂不进入三个割让地区。就是在这些诱惑阴谋下,西藏当局才承认了英国人划分界限的红线。于是由司伦雪康给夏扎回信,信中说:“……本来这次(划麦线,将)政府、世家、寺院的土地、百姓收入丧失给外人,政府所受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使西藏衷心依靠之大英政府有所不悦,是不合适的。希望强调提出要求,今后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军官兵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只要能做到这些,则在一奉到(英方)通知后,即可立即派人划界及将西藏政府的收入和土地、百姓、移交给大英政府之人员。”[37]
  就在这种条件下,西藏方面同意了印藏边界的划线即“麦线”。当夏扎在签字时还表现推诿、迟疑不决时,柏尔就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什么样子都做出来了”[38]。西藏代表就是在这种威胁利诱下,于1914年(藏历木虎年)3月24日在“麦线”图上签的字。但是3个多月以后,英方提出的正式西姆拉条约而经陈贻范拒绝签字的约文上,并未提到上述“麦线”印藏分界的地图,也未提到印藏要分界的文字。1914年7月3日由英、藏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其中第九款全文为:“九、现以订本条约之故,所有西藏境界与内藏外藏之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地图之中。”
  当时的中方代表并不知道英、藏双方秘密划订了一条“麦线”,而英国的西姆拉条约关于对内外西藏分界的提法是含混不清的,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一套手法,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扮演了极不体面的外交阴谋家的角色。
  英国政府背着中国代表搞的这个秘密交易,划去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中国政府既未签字,又一再声明英藏双方的任何协议中国政府均不承认。当时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进行一个秘密交易,划出了一条“麦线”,只是就中国未签字而英藏签字的西姆拉条约而言。英国在一张粗略未经测绘、连重要地名都不全的地图上划了一条红线,由麦克马洪和夏扎在图上签字盖章,既无文字走向,又无经纬度,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欺骗行为。英国也自知不合法,一直不敢公布,迟到10多年以后,1929年由英国人编的条约集书才偷偷地放进条约集内,但也只是西姆拉条约而非那张秘密的红线地图。英国所测绘并公布的地图集,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才把“麦线”画在印度的地图集上,而且划的未定界的虚线。这说明英国政府自己并不认为是正大光明、合法的行动,同时也说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狡猾,选在中国受日本侵略时把它公布出来,欺侮中国无力来抗击它。
  英国人的活动,引起了新疆、云南、四川、青海各省的反对,北洋政府不敢与英国商议,这事就搁置下来。
  1920年,英国见前一段藏军东犯成功,但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派人进藏会见达赖喇嘛,(1919年中国北洋政府曾派朱绣、李仲莲等为特派员入藏,见过达赖,据说达赖表示“他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39]这些话似乎并不完全是敷衍之词。)怕达赖内向,想进一步破坏中国的统一团结,派柏尔来拉萨,阴谋策划搞“大西藏国”。他向噶厦提出要增加税收,扩编藏军到15000人。西藏人力财力有限,要扩充军队势必向寺庙征兵,增加税收,就要减少寺庙收入,引起了僧俗人民的反对。1921年拉萨传昭大会,三大寺僧人要赶走柏尔,结果,僧人与藏军发生了冲突。柏尔是英国侵略西藏的积极分子,他来藏后进行的一切活动遭到反对,在他住所门前贴有“速行离藏,免遭性命”的藏文字条,他既害怕又不愿离开,找到达赖请求另找一安静住所,达赖不同意,说藏民对他仇恨已深,不走难以保护,这样,柏尔才离开西藏。[40]这是在1911年以后西藏地方第一次反对英帝阴谋的活动。
  但是英国要控制西藏的图谋并未泯灭。柏尔走后,1921年英国派江孜商务委员又来到拉萨,策划用警察制度来统治西藏人民。他同当时的马基擦绒等亲英分子商妥后,请英印政府孟加拉警卫长官莱登拉来拉萨帮助训练警察。这些警察对拉萨居民大小事务都要进行干涉、管理,引起了僧人、藏军的反对,只得逐渐趋于取消,英国这一计划又告失败。
  1924年英国扶植并利用以擦绒为首的亲英分子阴谋夺取政权。擦绒当时已是首席噶伦,他拉拢一些军官,设立秘密集团,策划推翻当时的噶厦政府,由少壮派军人来掌握政权。此事被达赖十三世发觉,立即撤销擦绒的总司令职务,罢免参加小集团的军官官职,处分了一些人,停办了英国人在江孜的军官训练学校。因此,达赖十三世在同英帝国主义的交往中,逐渐识破了它的野心。
  1927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标榜孙中山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达赖在对英国有了戒心后,对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幻想,从1928年起即派人与蒋介石政权进行接触。1929年国民党政府派刘曼卿赴拉萨,试图与达赖接触并探索其态度。据刘曼卿自述,达赖告诉她,今新政府成立,派她来看他,希望始终如一,并能为实际的互助。达赖说他所希望的是中国的真正统一。关于西康事件,请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派一清廉官吏接收,他随时可以撤军,并说“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又说英人“对他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41]。这些话不会是刘曼卿的妄言,但是达赖十三世对英人做法已有所不满,他对刘的说辞,也可以代表他的一些真实想法。另外,也多半是争取与蒋介石政府搞好关系的说法。
  早在刘曼卿入藏前,达赖即派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向蒋介石提出三点:1、达赖无联英之事,因为地境相连,不得不与之周旋;2、达赖无仇汉思想;3、欢迎班禅回藏。蒋介石委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委员”,给达赖一信,蒙藏委员会提了“对于西藏问题如何解决”的8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提到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西藏噶厦首次答称为“施主”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提法,至今还为一些外逃藏民所主张。这次商谈,取得唯一结果,就是西藏在北平、南京、西康设立办事处,1931年噶厦正式委派楚臣丹增等人到南京,组成“西藏驻京办事处”。
  1930年甘孜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争斗,引起了川、藏军的战争,[42]英人利用此机会,支持藏方军火,进击川军,并策动藏军向青海玉树进攻。1932年青海马步芳打败藏军并进入西康境内。西康的刘文辉进行反攻,最后将金沙江以东的藏军击败,收复了金沙江以东被藏军占领的全部土地。1932年西藏噶厦在军事失利下,同刘文辉签订“岗拖停战协定”,川、藏军以金沙江为界。1933年西藏又与青海方面签订了“停战和约”,规定双方撤军,各守疆界,不得侵犯。至此,英国人鼓励和支持的“大西藏国”成为泡影。  
  (三)英国利用亲英藏人闹独立的失败,达赖十三世晚年的两面政策
  西姆拉会议,英藏双方达成了秘密交易后,英国人在西藏策划两件事,一是搞独立活动,一是驱走西康的川军。
  十三世达赖在英国的煽动与扶植下,梦想成立大西藏国,要做到这点就先要独立。要独立必须先有实力。于是在英国帮助下,建立了“新军”,设立“马基康”(藏军总司令),以亲英分子擦绒(达桑古东)为马基,台吉车门巴为马基穹娃(副总司令)。
  为了推行新政,达赖在噶厦之上设立了司伦一人,等于过去的藏王,秉承达赖意志,领导噶伦们的日常工作,这是恢复了200来年乾隆废除的制度。同时,达赖又派人去英国、印度留学,这些人回藏后,多半负责搞一些新机关,如成立电报局、银行(欧康)等。[43]为了建军、新政,需要钱,就要增加税收,大量增加盐税及皮革税、羊毛税,这就触及到与贵族、寺庙的利益。1914年又在后藏日喀则地区设立基宗(总管)不但对班禅辖区征收各种税,也干涉扎什伦布寺内部事务,所有这些埋下了后来反对英人的爆发剂。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国内南北军阀混战,国际、国内都无力顾及康藏问题,英印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极好时机,即向藏方接济枪支5000,子弹500万发,唆使藏军东犯,川军连续战败,金沙江以西全部为藏军占领。
  1918年藏军渡过金沙江,兵分两路向川边军进攻,金沙江以东德格等七县被藏军占领。藏军东犯一直到甘孜附近。这时英帝国看到藏军不只攻占了赵尔丰所占过的金沙江以西地区,而且还占领了江以东的一些县,已达到了它所主张的“外藏自治”的目的,还夺取了“内藏”大部分土地,即指示其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44],目的在使达赖方面巩固其已得的占领地区。  
  (四)达赖十三世圆寂后,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仪式,英国乘机在拉萨设立机构
  1933年12月17日达赖十三世圆寂,终年58岁。十三世达赖在他晚年已看到英国并不完全可靠,它甚至还要搞颠覆阴谋,但达赖又怕它随时派兵犯藏;对国民党政府、青、康力量也不能小估,使达赖觉得“大西藏国”已成梦想,因此在中央与英国之间都进行接触来往,利用其特殊地理位置,保持一种“半独立”状况,这是他晚年所执行的政策。他死后,达赖另一亲信人物、留学英国的龙厦掌握了部分军政实权。1934年热振活佛被推为摄政,但实权仍在龙厦手中。国民党政府派黄慕松入藏为致祭达赖的专使。在黄未到前,1934年西藏内部发生争权斗争,龙厦与策墨噶伦两派争夺,策墨噶伦等设法诱捕龙厦及其同党,判龙厦反对政府,挖其双目,永远监禁。西藏噶厦政权为首席噶伦策墨掌握。
  黄慕松到拉萨时,英国也派出一个以怀特为首的代表团以致祭观礼为名来到拉萨,同黄慕松一样参加一切典礼,实际怀特的目的是在了解黄慕松的活动情况,挑拨西藏地方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黄慕松与西藏地方当局会谈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未达成协议,黄离藏时,在拉萨设立了一个蒙藏委员会的办事处,并配备电台。英国也要求在拉萨设一代表处,噶厦同样予以应允,这是英国正式在拉萨设立机构的开端。“英国代表处”(英国这样称谓)还附设有医院、无线电技术学校。“代表处”有位锡金籍藏族职员叫饶衣巴都,他获得了噶厦授予的扎萨爵位,他可以出席藏方的一些会议。因此,英国在西藏的地位就不是国民党政府所能比拟的了。
  1938年,西藏觅得十三世达赖转世的灵童。按照清朝时的规定,新的转世灵童需要中央政府派人主持呼毕勒罕抽签礼,国民政府于1939年12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在吴到拉萨的同时,英国也派了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等到拉萨,以观礼为名,监视吴氏的活动。十四世达赖的当选灵童及藏方举办坐床典礼等,都由热振活佛负责主办,他同国民党政府关系因此逐渐有所接近,他被国民党推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热振倾向祖国,曾领导三大寺念经,祈祷中国胜利。英印政府对此极为不满,旋即策划了由达扎活佛取代热振当摄政的阴谋,夺取了西藏的政权。
  1940年任西藏摄政王的热振呼图克图活佛,据传说有3年灾难,坚决辞去摄政,将权让给他的恩师达扎活佛,议定3年还权,并经全藏大会书写纪要文书佐证。达扎执政期间,重用亲英分子,勾结英国等搞西藏独立,排斥异己,背信弃义,使热振派的人非常不满。英国驻拉萨代表里查逊,曾向达扎挑唆说:“热振派遣桓霍尔·普敦郎和拉噶尔·普士多二人参加南京国民大会,受到优礼接待,这二人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非独立国,要求国民党派人入藏,并给予武器和经济的援助,国民党也准备派大军入藏,支持热振活佛重任摄政。”[45]达扎活佛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噶厦几位要员,立即派人把热振活佛治死,毁坏了热振寺庙,亲英分子乃掌握了西藏的全权。  
  (五)成立“外交局”的斗争
  1942年7月6日,噶厦通知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说藏政府已成立“外交局”,“办事处所有各案已交该局办理,自本日起,一切事情请处长向该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说”。办事处立即向国民政府报告说:“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知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视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次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消失,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应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46]
  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拒绝与西藏的“外交局”来往,噶厦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与“外交局”发生关系。最为恶劣的是无故逮捕在拉萨的汉人,施加非刑拷打,一面示意办事处,只要他们肯去“外交局”交涉,可以立刻释放并进行赔偿。此计不成,藏政府停止了给办事处的供应,想迫使他们屈服,结果闹成了僵局。1942年8月行政院电西藏驻京(当时在重庆)办事处,指出:“藏方原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有设置机构之必要,应遵守下列两事:(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返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47]
  国民党政府如此答复后,西藏地方并未按所说两点处理,仍继续压迫办事处与其“外交局”来往。1943年5月蒋介石接见西藏代表阿旺坚赞,同他谈了5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驻藏办事处向藏方洽办事件,必须与噶厦经洽,不经‘外交局’,其他为协助修路、驿运中央人员入藏等”。蒋说,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即应照例支应乌拉等。蒋说如西藏能照办,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并说,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等。蒋介石的讲话与态度均至严厉。[48]与此同时,四川边防军、青海都有调动军队的动向。西藏当局见此情形,乃决定“中央如仍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返)”,就此下台。
  但是,这时,英、印、尼(泊尔)等国乘机立即与西藏“外交局”发生交往。美国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进入西藏,声称是为盟军探测路线及修筑机场的地点的。这个代表团也直接与西藏“外交局”进行交涉,还赠送了一批“通讯器材”。
  达扎活佛在亲英分子支持下控制了西藏的大权,又利用“外交局”与美国接触,引起了热振派的不满。1947年藏政府逮捕了热振活佛,又击败了支持热振的色拉寺举行的反抗,在进攻色拉寺的战役中,英国曾派炮队轰击,英国代表处的报务员福克斯又为西藏设立电台,并主持军事通讯。
  在英印政府煽动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搞独立阴谋,在日本投降后,更变本加厉,进行公开活动。
  1947年在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印度方面竟把西藏当作一个国家邀请参加,把西藏佛教的“雪山狮子旗”当做西藏的国旗,与亚洲各国的旗子并排悬挂。在会场的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居然缺少了西藏,并且还有西藏代表坐在主席台上。经中国代表郑彦棻发觉,即向印方交涉,才得到纠正。
  五、噶厦不承认“麦线”的交涉   解放前的“独立”活动

  (一)西藏噶厦不承认“麦线”,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交涉
  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间的东部边界,从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接点起,东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接处止,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这条线的大致走向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直到察隅河下游,再向东南行到达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49]
  这条传统习惯线是中国西藏地方多年来施行行政管辖而形成的。在这条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分为门隅(即门达旺)、珞瑜、下察隅三个组成部分。
  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柏尔诱惑西藏代表作了秘密交易,条件之一是要帮助西藏获得“独立”;二是要使西康的汉军全部立即撤回汉地。
  后来,藏军侵入金沙江以东,遭到川军的打击失败;英国同意的两个条件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于1914年西姆拉划定的红线(麦线)相应地也不予承认。1944年8月英印代表古德与噶厦会谈,提到英印政府派军进入下察隅和门达旺的噶拉塘一事,当时西藏“外交局”明确表示:1、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线”;2、立即撤退进驻在西藏领土上的英印官兵。
  1944年10月英印政府代表古德向西藏噶厦递交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为:
  1、英印将通过外交手续帮助西藏自治;2、印度政府愿意改变边界,即从色拉(色拉是门达旺南、噶拉塘北间的一座山)起,不是向塔湾以北而是向达旺以南伸展。印度政府将不反对西藏政府在色拉以南征收一些寺院的布施(即贡款);3、请求西藏政府官员不要在色拉以南行使权力,英印已建立的哨卡不能撤退。[50]
  1944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英国乘人之危,企图同西藏地方政府以上述各点谋求妥协,取得非法“麦线”以南的大片领土。
  1945年4月原西藏“外交局”给英驻锡金专员帮办代理巴布洛桑的信中说明:
  英占瓦弄、噶拉塘,“以事关边界,系涉及到目前长远的根本大事,乃提交西藏地区大会磋商,……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被西藏当作求靠对象的大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属西藏的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居中调解之“中藏和议”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且条约(指西姆拉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的明文,自木虎年迄今30年左右时期中,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占有,对此种说法,实断难接受。若不立即撤走在噶拉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于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之坏名声遍传于世,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素”。
  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线”,反对英军占领土地最明确最强硬的一次表示。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成立印度共和国。它虽然是从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位取得独立,但它却要继承英帝国主义英印政府时在南亚次大陆包括中国西藏内的一切特权,要在西藏享受特殊地位。原来英印政府任命的驻拉萨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印度政府继续任用他担此职务。关于印度要继承英国的权益问题,理查逊于1947年5月代表印度政府向西藏噶厦提出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两点:1、1914年在西姆拉所订的藏英条约内容及附订的通商条约等,在印藏双方未就新订条约的事有所举措前,印度政府愿承担义务,照旧遵守现有之条约;2、江孜、亚东、噶大克商务委员、驻拉萨代表照旧留任。
  印度独立,曾一度引起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波动,认为印度在某些地方同西藏一样,依赖大英帝国,给予英国许多权利,现在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据此西藏也应照样从英国享有的特权下摆脱出来。原西藏“外交局”局长索康于藏历六月十一日以委婉的措辞向理查逊提出:
  “过去英藏间发生战争,因而就边界、通商等陆续订有条约。如今英国在印度(的权益)已告彻底结束,自不能以英藏间所订条约行使于印度政府与西藏间,因而印度新政府和西藏间的边界等问题,只怕会要重(订条)约吧……”
  理查逊当时答复,暂时仍遵守过去的条约,以后如果认为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再慢慢商谈就条约进行修改。理查逊也是以婉转的方式加以拒绝。
  西藏地方当局要求修改过去英藏条约从而建立印藏间新关系的谈话,遭到印方拒绝后,1948年1月13日理查逊代表印度政府与原西藏“外交局”会谈,谈话主要内容有:1、阻止西藏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召开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事,西藏原有5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印度干涉后,又宣称他们是以外国来宾资格观礼,不参加选举会);2、关于是否遵守过去英藏条约问题,理查逊施加威胁说:“印度政府获得了连同(英国所订有关)印度的条约及其一切权利,只是为了亲善,才来请西藏政府答复遵守条约的问题,如果不予回答,似乎不予置理的样子,将会使印度政府感到不快和对西藏本身带来危害。而且如果对印藏之间的这些条约不加遵守,西藏可是没有什么可作为国家的文件的依据,尚望就此考虑。”
  在印度方面施加威胁下,西藏地方当局仍坚持要先归还领土,原西藏“外交局”于3月答复印方,其主要点为:“关于是否遵守英藏条约问题,……应将印藏边界的无可置疑的系属西藏而先后落入印度的土地、庄落、百姓都归还给西藏(所提地名即1947年给尼赫鲁信的内容)。(对于这些地方)西藏人民极为痛心和深感惶惑不安。因而如果能够将凡属西藏的地方都归还西藏政府的话,对于使西藏人民安心将有很大的关系。尚望就此明白答复,届时当再就过去的条约问题进行商谈……”[51]
  1948年11月理查逊通知西藏地方当局:“印度政府继承了(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权利和义务,并将继续恪守存在的各项条约直到双方均愿达成新的协议为止。”又说:“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条约及印度继承权益的话,印度、西藏间现有一切交通来往即将断绝。”
  印度政府已不要西藏方面对于是否遵守旧条约作出答复,而直截了当采取大国主义手法,宣布它就是要继承,否则将采取封锁手段(断绝交通来往)对待。这样,西藏地方当局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下来。
  这次交涉结果,正如噶厦在1952年10月对中央代表张经武说的,过去西藏“想同英国、印度商谈,我们力量小,他们不理”。印度政府就是这样单方面地决定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权益和占领土地,完全是承袭了英帝国主义的做法。
  (二)解放前进行的“独立”活动
  达扎活佛在亲英分子及英国代表理查逊鼓动下,杀害热振活佛独揽西藏大权后,一面极力扩充力量,一面派人去国外活动谋取一个“独立”地位。据1947年国民党拉萨情报,达扎准备扩军5万,拉萨警察增加到1000名,并已向英国购买机枪、大炮、步枪等,这些将需要不少钱财,西藏方面恐一时难以筹齐。
  1948年西藏派欧康(银行)总经理孜本夏格巴和邦达昌等人组织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前往欧美各国考察。据当时国民党外交部关于此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其任务可能有11项,主要有:第一想在国际间表示西藏独立的身份,第二想自由与各国交涉不受中国中央政府的限制,第三想争取英美帮助。此外均为通商贸易等目的。该团到印度时,经当时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与印度交涉,不能给该团发去英护照。印外交部推脱,去英护照由英馆发给,印度不能办理。于是这个商务考察团又由印来到南京,转香港,该团持有西藏当局所发旅行证明,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签证准去美国。经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均与美国务院交涉,美国表示,向来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对西藏完全尊重中国意见办理,并说明在旅行证明上签证,完全系一普通纸上注明可入美国,并无损害中国对西藏主权之意。[52]该团携有达赖喇嘛十四世亲署之照片及函件,拟亲致美国总统,结果交由国务院转递,由美国商务部一低级官员与之交谈。
  该团在南京时已取得英国大使馆的签证,在英受到比美国较热情的接待,但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该团于1949年3月返回拉萨,他们的宣传“独立”国的目的未能达到。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临灭亡,新中国即将诞生,在西藏又闹出了一场“驱汉事件”。
  1949年初夏,西藏摄政王达扎活佛召集全体噶伦、孜本等15人开会,达扎说:“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卡逊(理查逊)对我密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刻,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重应外合,引进共产党”,并说“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各位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53]于是就决定驱逐在藏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及其机构人员,及其他地区汉人的办法。早在达扎开会前,理查逊给当时噶厦“外交局”局长柳霞、索康·旺钦次登出主意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柳霞他们听了大吃一惊,在询问之下,理查逊还说出了不少汉人的名字和地址。
[54]在理查逊的指使下,决定把国民党驻藏人员及一批汉人完全驱逐出藏。为了作出如此重大决定,西藏方面还举行了什么“错卓卡崩”活动[55]。接着于7月8日噶厦正式给国民党驻藏机构和人员下了“最后通牒”,说明噶厦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而且不许他们与内地通讯,邮电已封锁,限他们立即出境。这次“驱汉事件”完全是英印人策划的,他们想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军正要解放全部大陆时,把西藏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留在西藏,以保存他们的独占地位。
  就在这时,美国的汤姆斯父子被特许进入西藏,在拉萨见到了摄政达扎活佛,转递了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的信,他还在拉萨搞了一次所谓来自高原的广播的闹剧。可见英印方面要封锁西藏,只是针对中国人的。
  六、印度干涉解放西藏 伪“人民会议”阴谋 “独立”活动的破产  
  (一)反对印度干涉解放西藏的斗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印度驻拉萨代表、英人理查逊唆使达扎摄政进行所谓反对共产党的“驱汉事件”。噶厦派人占领了国民政府驻拉萨的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催促其立即整装启程。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拉萨的电台被捣毁,台长受伤,所有在拉萨经商的汉人都被驱逐,连寺院里的汉人僧人,也无一幸免[56]。这显然不是为了什么防止赤化。西藏地方政府经由印度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说,为了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面临土崩瓦解,自顾不暇,其驻藏人员分三批经由印度离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时,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积极设法唆使西藏当局进行军事部署,企图抵制解放军。理查逊派遣其驻拉萨的电台工作人员英国人福特,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前往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福特还在青海、西康交界处设立分台。他的电台同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以及噶大克的英国电台联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1950年11月命令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积极准备进军西藏,帮助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权压迫的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当局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问题。为了解放西藏,统一祖国,驱逐外国势力,保卫西南国防,中央决定进军西藏与和平谈判同时进行。
  早在1950年8月,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西藏问题,他说什么印度对西藏并无任何政治上或领土上的野心,但同西藏有宗教上、文化上极亲密的关系,劝中国不要进军西藏,要同西藏的代表和平解决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理印度及其他外国的阻挠和干预,开始向西康进军。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21日、28日、11月1日连续向中国政府提出3项照会,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印方3项照会的主要内容为:
  1、以威胁口吻反对中国进军西藏,说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使国际上有借口进行反华宣传;2、联合国即将讨论中国参加问题,这时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引起严重后果;3、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会引起世界的紧张局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4、要求和平谈判以调整所谓西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的自治的合法要求。西藏自治是一事实,忠告中国和平解决;5、除非中国命令其军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印度政府才不再劝阻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6、印度由于惯例和协定在西藏享有特权,即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与亚东有商务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及电讯机关,为了保护这一商路,40多年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等。印度政府切望这些机构应该继续存在。
  印度政府这样赤裸裸地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完全暴露了它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称霸南亚的野心。它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外交部复照一一加以驳斥:
  1、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得到如何结果,均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2、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3、西藏问题与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那些以中国在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为借口,阻碍中国进入联合国组织的企图,只能表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4、印度政府不顾事实,对中国政府在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的内政问题,认为势将助长“世界可悲的紧张局势”和国际纠纷,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57]
  中国政府的复照坚决指出无论西藏地方代表来不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或非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中国边疆是坚定不移的。
  印度政府除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外,还采取了其他种种非法干涉的手段,如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调动藏军去昌都前线阻止解放军进藏,派人在前线设立电台收集情报以及阻止西藏代表来北京,等待国际干涉;同时印度各种报纸、新闻报道强调西藏为一独立国,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国西藏是“侵略”,煽动印度、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中国恐惧不安。美国指使中美洲一小国在联合国提出所谓中国侵略西藏的提案;等等。
  在进行上述种种活动的同时,印度当局还指使亲英印分子将17岁的达赖十四世移住到亚东,准备逃往印度。这一行径不仅仅是为阻止中国解放西藏,还企图走十三世达赖1911年的老路,继续搞所谓西藏独立活动。
  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1年3月21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
  “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
  “从前的摄政(指达扎活佛)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58]
  周恩来总理的严正表态,使新成立不过3年多的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不得不加以认真的考虑。印方答复中国外交部: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只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1950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歼灭藏军7个代本的兵力,争取了1个代本的起义。1951年2月西藏地方派出代表来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7条,西藏地方完全回到祖国大家庭,印度及其他敌视国家企图分裂中国或妄想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打算都破产了。
  (二)取消特权,签订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协定
  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照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具体措施。周总理指出:鉴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
  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周总理进一步指出,由于解决两国在中国西藏关系的问题需要时间,为了处理目前一些事务,建议将过去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改为印度派驻拉萨总领事馆。中央政府在西藏代表下设有外事帮办,由他与总领事联系。
  除了印度朝圣者可继续来藏朝圣(指朝拜西藏阿里的圣山圣湖)外,其他未决问题可在以后再商谈。
  为了对等,中国将在印度孟买设立总领事馆。鉴于当时中国与印度通商的实际需要,中国建议先解决设领问题,同时也希望能解除印度的疑虑。
  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个原则和交换设领的具体措施,虽然在后来的做法上它仍企图保持其旧有特权。
  1953年印度派驻拉萨的总领事雁蔼森9月来拉萨设立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拉萨的中央代表下设立外事帮办办公室,任命杨公素为外事帮办,以处理西藏的外事工作。同年11月西藏全体噶伦及僧俗重要官员向中央代表张经武表示,同意中央统一对外,并撤销其原有“外交局”,其负责人柳霞经外交部委任为外事副帮办。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中14条的中央统一处理涉外事宜的规定得以实现。
  此后,中印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3年9月,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转来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提出中印双方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并附一备忘录列举需要商谈的内容。经过中印两国外交部的协商,确定谈判于1953年内举行。
  印度共和国政府派出其驻中国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中国政府的代表团是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为团长的。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周总理表示中印两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现在两国独立了,应该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此次两国代表团商淡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这就是现已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在国际会谈中正式提出的经过。印度代表团对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两国代表团于1954年1月2日举行全体会议。谈判从1月至4月进行了约4个月,包括12次全体会、非正式交换意见和小组商谈,终于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一件。
  《协定》确定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间的新的正常关系,它的序言中明确写下了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国际条约中,经由有关政府正式签字,它就具有了国际法性质。
  《协定》规定了两国互设商务代理处及其待遇,互设贸易市场,香客朝圣的具体办法,商人和香客来往的山口和道路以及有关来往签证、许可证等事宜。互换照会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取消英印在藏遗留下的特权问题,印度在照会互换之日起6个月内撤退其在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并将其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12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
  此外,印度在亚东、江孜等地商务代理处的住房、地皮等问题以及关于商务代表、商人、香客的一些具体规定等,也都在互换照会中加以解决。
  根据双方互换的照会,1955年中国政府委派中央代表外事帮办与印度政府委派驻拉萨总领事就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及设备进行了清点和估价,约值印币316828卢比。中国政府于1955年3月31日全部一次付清,这些企业完全归中国所有。
  (三)伪“人民会议”阴谋闹独立活动破产
  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按照和平解放协定的规定,中央政府部分军政人员进驻西藏,中央代表等一些负责人员及机构驻拉萨。当时达扎活佛已去职,由司曹鲁康娃、罗桑扎西担任摄政,他们不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且阴谋组织伪“人民会议”(藏语为米曼)煽动暴乱要赶走解放军。他们阴谋的第一步,就是下令不准卖给解放军中央人员粮食和燃料(牛粪),就是买到粮食也下令封存水磨,不给加工,要把中央进藏人员饿跑困走。鲁康娃、洛桑扎西公开正式地对进藏先遣部队司令员说,“打败仗(指他们在昌都战役失败)是难受,但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但是看到中央转道印度运进大米,进藏人员又大力开荒生产,难以把中央人员饿走,他们乃假借“米曼”(人民)名义,组织一伙暴徒,以围攻请愿形式把中央人员轰走。在鲁康娃等指示下,伪“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加央达瓦、当却苏朗等人,一面驱使一些人包围中央代表住处游行示威,上书请愿,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一面派人去印度投递呼吁书,要求外国援助他们独立。这次事件经过中央坚决斗争,打击了他们背叛祖国,投靠帝国主义,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罪行,孤立打击了为首的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二人,最后在事实面前,达赖公开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的代理藏王职务。
  不久,鲁康娃借朝佛为名去印度噶伦堡,于是噶伦堡成了反对祖国、叛国投敌进行西藏“独立”阴谋活动的大本营。在英国留过学、当过西藏解放前的商务考察团团长的夏格巴,是所谓“米曼”负责人之一,和另一些叛国分子住在噶伦堡,他们在那里办了一个什么西藏佛教协会,作为叛国的公开组织;办了一个“镜报”,专门宣传反对中国,宣传西藏独立。他们在噶伦堡与英、美、台湾,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各种人物,其中包括不少间谍分子联系,接受资金及武器的帮助,并秘密地运进西藏,准备在西藏进行反祖国反共的“独立”活动。
  七、 1956年西藏反动分子利用达赖访印搞独立活动的失败
  (一)达赖、班禅被邀访印,康藏分裂分子要挟达赖独立
  1956年,达赖、班禅被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成为他们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一次重要活动。这次去印度,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达赖、班禅完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们,听其来去自由。对他们出国后的活动,采取放手方针,一切事务基本上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达赖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抵锡金首府岗托。随团前往的还有西藏朝佛参观团150余人。
  这时,印度的噶伦堡已成为逃亡在外的康藏叛乱分子的活动据点。除上述鲁康娃、夏格巴等人外,1955年西康省试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奴隶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和土司头人,反对改革,他们中一部分逃往噶伦堡,组织叛国反革命团体“米曼”(即藏语人民的意思)。
  达赖喇嘛十四世的两位亲属均在美国,这时他们也来到印度,同上述反动势力汇合,企图包围挟持达赖,夏格巴则企图要达赖长期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并策划派人回拉萨鼓动叛乱。夏格巴对随达赖出访的噶伦等说,目前国际局势变化,过去在外国领导下的小国普遍展开独立运动[59],因而西藏也应该逐步达到独立。
  12月1日,索康噶伦、帕拉副官长、仲译清波大喇嘛、马凯萨副经师与赤江活佛等聚会讨论“西藏独立”问题,由于达赖的态度较坚定,无有结果。[60]
  12月,噶伦堡一个名为“西藏福利会”的组织散发传单,提出类似要求。另外,达赖喇嘛的亲属也对达赖喇嘛进行策反,鼓动达赖去美国。
  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28日两次同达赖喇嘛谈话,除了一般内容如问候访印情况外,突出两个重点:1、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都有所削弱;2、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如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这种谈话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它对那些阴谋搞“独立”的势力是一种鼓励和配合。
  班禅一行参观完毕后,即于1957年1月乘飞机返回西藏。达赖一行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是否回藏及是否去噶伦堡成为重要问题。
  1957年1月19日在噶伦堡的西藏协会、西藏商会、各寺庙代表20余人集会,商讨请求达赖去噶伦堡问题。在一个有20余名外国人参加的招待会上,有一位堪穷宣称,达赖来噶伦堡居住,标志着西藏今后将走向独立,也表明达赖愿意与西藏人民一起走向自由的道路。
  当时噶伦堡这个各方特务、反共分子麇集的中心,聚集着英美等国的各种人物及传教士约50余人,由美国的“自由亚洲会”提供经费,对西藏进行所谓“匈牙利”式活动,并偷运进小型武器,准备在藏搞武装闹事,印度的亲美集团支持这些活动。
  这时,在拉萨也有闹事的迹象。4个代本的藏军自行扩充兵员,并秘密签订“联盟书”。三大寺也有秘密聚会的消息。一小撮反动分子策划利用达赖在印期间在西藏制造流血事件,使达赖不能回藏。
  夏格巴阴谋劫持达赖,他计划在1月份达赖、班禅等参观加尔各答时,企图用汽车把达赖劫到美国总领事馆。由于印度采取了措施,未能实现。
  (二)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进行工作
  在上述阴云密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及1957年1月两次应邀访问印度,周恩来总理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周总理表示,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向中国西藏进行破坏活动。尼赫鲁作了长篇表白,最后表示,达赖、班禅两喇嘛将由原路返回西藏,关于特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印方将予以注意。自这次谈话后,印度方面对特务分子的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周恩来总理在访印期间,同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坚定了达赖的立场,确定了今后西藏工作的方针。达赖说过去藏印间在宗教、文化上联系较密切,而这次来,感到印度方面拉拢他的力量很大。
  周恩来总理透辟地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转告了他与尼赫鲁的谈话,提出某些藏人在印度搞阴谋,对于达赖等的安全,尼赫鲁表示给予保证。关于西藏工作,周总理明确告诉达赖喇嘛,中央政府决定6年不进行改革,6年以后是否改革,届时由西藏自定。西康方面的改革问题,西藏地方不必派人去调查处理。
  周恩来总理然后会见达赖随行官员,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阴谋的想法,周总理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候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61]
  经过周恩来总理耐心工作,人心趋于稳定,搞阴谋的受到了揭露与打击,达赖的立场重新坚定起来。他对潘自立大使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见,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曾经发生动摇。自与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特别是中央决定6年西藏不实行改革,以后是否改,可由达赖做主,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但此次出访,在印度出了乱子,印度也负不起责任。
  接着随行的噶伦们邀请夏格巴、洛桑坚赞等开会,对他们进行说服,结果争吵起来,夏格巴等人大骂噶伦。噶伦们和其他随行人员决定必须保证达赖安全返回西藏,途中经过噶伦堡时要印度负责安全。在随行的噶伦们取得意见一致后,决定达赖只作宗教活动,不谈政治,并要求夏格巴等在噶伦堡不闹乱子。
  达赖等一行于1957年1月20日抵噶伦堡,2月初回藏。
  美国的特务、印度的顽固分子和一小撮西藏的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达赖访印搞“西藏独立”、让达赖留印的阴谋,这次未能得逞。
  (三)1959年的公开叛乱,闹“独立”活动,最后失败
  1.1959年叛乱的发生及平息
  印度右派、美、英等国的间谍分子,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达赖访问印度搞西藏独立不成功,他们同夏格巴等人以及“康巴”分子,并不死心,于是阴谋在西藏境内,发动一场公开武装叛乱。早在1955年西藏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赤江·罗桑益西借随达赖出席全国人大机会,会毕经过川康时,他们分南北两路,沿途煽动叛乱,并说要叛乱必须与外国联系,才能达到“独立”的目的。在他们的煽动下,甘孜大金寺、理塘的喇嘛寺成为康区叛乱的中心。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叛乱,一面宣布6年不改革,一面进行严厉的批评。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央的宽容认为软弱可欺,于是勾结外国反动派,纠集康、青、西藏各地叛乱武装,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到1959年,西藏全区纠合武装约20000余人。从1958年开始,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唆使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武装窜入拉萨地区,在西藏各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群众,进行叛乱活动,到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设在噶伦堡的叛乱活动指挥部在那里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把宣传反共、叛国的《西藏镜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动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
  同时,印度一些扩张主义分子大肆叫嚷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等,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
  在这种里应外合的嚣张气焰下,西藏反动叛国分子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他们威胁藏族干部、教职员、学员和在自治区筹委会工作人员限期向其所谓“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强迫一些妇女游行,欺骗西藏僧俗人民参加叛乱,武装寺庙僧人,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打死爱国喇嘛索郎降错,烧毁中央驻藏机关房屋,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名义,张贴“布告”,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原来达赖喇嘛亲自定于3月10日来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但是西藏叛乱集团借口达赖去看戏,解放军要扣留他,不许达赖前往,并把达赖喇嘛围困在罗布林卡。达赖一连给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写了3封信,第一次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我正设法平息”。第二封信中说,反动分子制造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事件,表示“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3月16日达赖的第三封信,说他“已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教育,几天之后可能到军区去”,就在这封信发出的第二天,3月17日达赖就被叛乱分子劫持逃出拉萨[62]。叛乱分子竟公然于3月19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中央驻藏机关发动全面武装进攻,并劫持达赖逃亡印度。中国中央政府于20日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讨伐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两天战斗,拉萨市区的叛乱即被彻底粉碎,西藏内外反动分子策划叛国变乱的阴谋迅速地被扑灭。
  2.印驻拉萨总领事馆支持西藏“独立”阴谋
  当西藏叛乱分子在拉萨公开闹事时,他们曾于3月10日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保护独立,印度总领事竟然表示,他们口说无凭,需要有一个书面文件。14日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游行,去印总领事馆要求印度出面“调解”,以和平方式让汉人撤走,印馆人员说他们得请示政府,由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印度总领事馆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收下“独立”声明并答允转告其政府。
  3月13日拉萨伪“人民会议”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的电台向噶伦堡发一电报:“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即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次日又发一电:“西藏已成立独立国家,汉政府准备大规模镇压,请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会议、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人来此地视察真实情况……大力支持。”署名为“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63]
  在此期间,西藏外事处奉命正式通知驻拉萨的印度、尼泊尔两国总领事馆和不丹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分子的策动支持下,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发动叛乱,向中央机关、部队和军民进攻。中央政府一定要平定叛乱,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都将彻底失败。”[64]
  达赖喇嘛十四世在叛乱分子劫持下,于3月31日抵达印度境内,受到印度的热烈款待,印度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边境迎接,并一直陪伴到新德里。4月18日达赖等一行到达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部的官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在中国政府指出该声明是伪造的,不是达赖本人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一个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后,4月22日达赖到达印度为他安排的住地穆索里时,又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否认提斯浦尔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这就欲盖弥彰地更加暴露了印度某些人的拙劣伎俩。
  印度总理尼赫鲁于4月24日会见了达赖。当时,尼赫鲁多次发表关于西藏的谈话,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又要干涉中国内政,诬蔑中国不遵守西藏自治的保证,采取了武力镇压和压迫。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主席和总书记则更为露骨地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自治国家”,他们联合一些政党组织什么“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要求召开有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会议”式的会议,来解决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
  尼赫鲁放手纵容这些活动,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向印度接触,请其出面调解。他原打算在一定条件下,再开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或者让达赖回藏,以便在印度的操纵下从内部来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改革,但是形势的发展,与印方所预料的完全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了叛乱,中国国务院迅速地于3月28日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噶厦的职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4月10日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原副主任班禅代理主任。筹委会开始有效地领导全西藏进行各项工作,一切外来的干涉活动都被粉碎了。
  西藏某些上层分子在外国特务间谍的鼓动支持下,搞的“西藏独立”运动,至此已完全破产。
  结束语
  从以上各节的历史叙述,读者对于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已有清楚的了解了。西藏百万农奴,数百年来受尽农奴主的压榨与剥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牛马式的生活,加之受到宗教的麻醉,他们终生盼望的是能够过着一个像人的生活,顶礼膜拜的是祈祷死后升天堂,来生投一个好胎,他们何曾想过要建立什么“独立国”?就是十三世达赖从辛亥革命驱走川军返藏时,他也没有提出建“独立国”。所以,“西藏独立”这个口号是外来的,最初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的。
  1.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
  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吞占印度大陆后,一方面扩大了它的侵略野心,一方面要同帝俄争夺中亚及西藏,在其向西藏进犯中,利用当时清政府外交的软弱,也利用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对英政策的矛盾,于是由提出要与西藏当局直接交涉,缔结条约,到什么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权的分割中国的谬论。这个宗主权的谬论,在英国与帝俄非法的协定中被加以承认,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反对,也不管清末整顿藏政实际行使的是完全主权,更不管英国政府在北京条约实际已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帝国主义凭借它当时的大国霸权地位,发动它的宣传机器及一些对西藏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报刊、文章中谈到西藏问题时,总把这一既非事实、又不合法的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加以宣扬。以至若干年来,人云亦云,似乎真有什么宗主权似的。
  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变被平息后,印度对中国内部这种事件特别热心。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答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西藏是一个自治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所能说的一切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65]“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承认过西藏独立,我们肯定地没有,因此,我们承认宗主权是不可避免的事,叫它宗主权,叫它主权——两者的区别是很微细的,这取决于国家权力行使的程度。”[66]
  尼赫鲁作为一国政府总理,他讲话是要负责的,他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又在宗主权这个词上耍了个花招,他说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又说宗主权与主权的关系,只是行使权力的细微区别。这真是在国际法、国际关系上一种奇特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很明显尼赫鲁是承认宗主权这个说法的。宗主权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发明的,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直接与西藏当局交往以图控制西藏;二是在需要与可能时,将西藏地方变成在它保护下的“独立”国。
  这就是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以来,西藏已完全统一在中国大家庭中,中国对西藏地方享有完全主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提出异议,只有在和平解放初期,一个远在千万里外南美洲的一个小国受某个大国的指挥,在联合国提出过什么中国侵略西藏的提案,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闹剧而被遗忘了。
  2.十三世达赖建立了“独立”国家吗?
  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反对英国变为依赖英国,其历史经过前面已有叙述。十三世达赖的这种转变,很清楚是既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也为了保护西藏不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压制与不公正待遇。辛亥革命时他由印度返藏,驱走汉军,正是出于这两个目的,他并没有宣告自己成立一个国家,最多只是同当时内地各省一样与清政府脱离关系。过去在清政府管辖下,自己不能做主,现在自己做主了,想进行一些改革,使西藏变为强盛,于是练新兵、行新政等事业办了起来,这时“大西藏国”的思想在英国人的鼓励下也开始有了。所谓“大西藏国”就是讲的松赞干布统治过的地方及后来宗教上加以渲染的“四水六岗”,也就是在西姆拉会议西藏方面首先提出的西藏范围。然而这只是一种古老的神话了,唐宋时西藏分裂不说,自元朝以来,凡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居住的藏族,都已划归各省管辖,700多年,它们已在各省行政管辖下各自统属,自行其政,现在西藏突然要想把这些省辖的藏族都归属它管辖,岂不是痴人说梦,是一种根本办不到的事实。达赖十三世虽有此想法,并且也向西康、青海试探一下,即被两省粉碎了。
  在十三世达赖想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只是一种长远想法,在具体加强西藏力量的工作中,他遇到种种困难。首先财力不够,无论练新兵,办电话电报,办警察局等都要钱,没有钱就要增加税收,这就触犯了贵族与寺庙的利益,遭到反对,并且又同班禅关系恶化。其次是人力,西藏本来人口不多,而各寺庙的僧人和贵族的农奴各要占约120万人的1/3,加起来达60%,要扩充兵源,就触犯了寺庙、贵族的利益,这是为什么西藏人要赶走英国人柏尔的原因。第三,英国人也并不忠于达赖,他们拉拢和收买亲英藏人,阴谋要夺噶厦的大权,就是说英国人要铲除亲祖国、反对搞新政的人物,让亲英分子掌握政权,把达赖架空起来。自此阴谋被揭发后,达赖才开始改变亲英依赖英国采取同中央政府联系的两面政策,他圆寂后西藏方面仍继续与中华民国中央接近。
  以上说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骑墙政策”,但也正式说明他的独立国的计划的破产,始终他也未建立起过什么所谓的独立国家。
  3.西藏确有一股亲外国势力,阴谋要搞独立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中断,金沙江畔,川藏军互相仇杀,与内地交往几乎断绝。所幸还有从云南、川边贩运货物,主要是砖茶的驮帮存在,也就仅此一条联系而已。相反,自英国在亚东、江孜开立商埠、驻有英国官员及军队以外,还有自江孜到亚东以及到岗拖(锡金首府),英国人设立的十几个驿站,这些设有电话、床铺、饮食厨房、饲养乘马的舒适的驿站,不只是为了英国人、外国人的,也是招接西藏的贵族、官员及与英国有关系的藏人的。这是一条有形的在当时西藏来说高级的纽带,把不少的藏人(特别是某些贵族)引向印度去了。西藏主要的出产品羊毛、牦牛尾、牛羊肉干等,都是掌握在噶厦、贵族、寺庙三大农奴主阶层之手,他们每年将这些土产品运往印度卖掉,然后运回西藏人需要的日用品、布匹,以及贵族用的奢侈品。这种商业贸易虽然被印商赚取了大量利润,然而也培养了西藏一帮大小商人,其中有名的三大昌,早已在印度的避暑胜地有他们的别墅了。从十三世达赖起,就派人留学,主要是去印度,所受的自然是英印式的教育,而朝夕灌输给他们头脑中的是西藏的独立,或西藏是一个“国家”。这一帮商人、贵族子弟在英印殖民主义者的朝夕熏陶下,自然就形成了一伙亲英印的人物。当然并不是所有商人都亲外国,比如邦达养壁就是邦达昌的主人,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大商人。何况,英国人还专心培养了一批像察绒、龙厦和在江孜受过训练的军官们呢?自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上述这些人物,都是亲外国要闹独立运动的人,但其中的确有一些人像夏格巴那样的却是些要闹独立运动的西藏上层。这些人是被外国某些人赞助、支持要搞独立国的。说实在的,他们要搞的独立,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独立,不过是依附某一国的所谓独立而已。
  至于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他当政的时候还年轻,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上国家的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时才18岁,但他比较早熟,聪敏,已经能够自己辨别一些道理了。后来,在1956年他当上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笔者当时负责西藏的外事工作,有关西藏的涉外问题,如中印谈判及签订协定,中尼(尼泊尔)谈判及签订的中尼协定,以及处理日常的涉外问题,我本人都亲自向他汇报、交谈,他还很有兴趣地问到一些情况,并一再表示拥护中央外交部的意见。在西藏当时外国来访者虽不多,但在1956年公路通达拉萨时也有外国记者团访问,特别是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几乎每年要来拉萨,借故(送礼物、拜会、送印度负责人的信等)要见达赖,达赖每次在会见前一定要和我商量,如何对待,对方提出问题如何回答,在礼节上要注意什么等,会见时,我一定要在座,会后还同我讨论会见的结果等。1956年他应邀去印度访问是我亲自送他过乃堆拉,到岗拖和西里古里,介绍给我驻印大使潘自力的,回想他过山口到锡金境内遇着大批印度官员时,他要我寸步不离,一直陪同到机场。我当时是作为他的下级,但负责中国在西藏的对外工作的,我们见面久了,已少有西藏那一套上下级的隔阂。据我同他近10年的接触,他不但是拥护中央的,而且还是热爱祖国大家庭的。然而他从小就在那个古老落后守旧的宗教教师及贵族政客包围之中,他并不能自己形成力量,他的两三位亲属又是在外国势力影响之下,加之大批叛乱分子和叛乱康巴的包围,1959年的被挟持走是难以避免的。
  1959年叛乱分子裹胁出国的约数万人,其中大半是盲从的,有的是被威胁带出国的,也有的当时不明真相随从逃出的。后来了解了情况,明了政策,不少人又返回西藏,安身立业。其中有些人被叛变头子挟持,住在难民营,不许与汉人接近,只有作苦力谋生。笔者60年代在尼泊尔任中国驻尼大使时,当时西藏逃出的“难民”在尼有两个“难民营”,一在加德满都,一在波克拉。据我向尼方了解,他们是出于印度的压力接受这些难民的,难民受西方一些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国的接济,作一些手工活维持生计,但受他们头人的控制,不许同外人特别是中国人来往。当然这类难民,印度最多,西方、美国也有。他们之中有不少贵族子弟受到西方教育,近20年来,这些青年、中年,朝夕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影响,他们中也有主张独立的,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已代替了过去包围达赖身边的官员,当了达赖的随从、顾问或咨询,他们自行成立地下的逃亡政府,极力进行独立活动。他们还利用中国开放的时机,派人赴西藏煽动闹事,鼓吹独立。这就是闹西藏独立的一股力量,然而他们却与西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现在思想相差太远,但他们总要设法闹事以引起世界上某些人的同情,创造些耸人听闻的新闻。
  4. 什么人叫嚷西藏“独立”最积极?
  除了英国政府在其施行殖民主义政策时,叫嚷“宗主国”,西藏独立外,后来大英帝国衰落了,独立的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帝国的权益,也继承了英帝国的霸权思想。虽然尼赫鲁的政府口头上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是,在行动上不完全执行这个诺言,而印度的某些党派和个人同某些外国人,更是大叫大嚷什么西藏的“独立”。
  我们从两次“驱汉事件”说起:
  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借英国人力量返回西藏,下令驱逐汉人和川军,这个命令有些外国人说是西藏宣布独立的文告,这是胡说,本文已在前面有关部分评论过了。
  1949年西藏又在英国代表理查逊唆使下,发生第二次驱汉事件,此事前面也已叙述,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并未说要独立,只是说什么防止共产党。7月27日英国电讯说什么,“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属中国的统辖”。[67]英国伦敦有人说:如局势演变至影响1914年中英两国所订西姆拉条约承认的西藏自治权时,英国可能出面干涉。[68]英国人竟鼓吹要出面干涉了。7月28日印度新闻社说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美国合众社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69]更奇怪的是美国的汤姆斯父子溜进拉萨回美国后,竟向人宣扬说,西藏愿意得到美国人的军事援助,以便能够击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他们这些通讯社、新闻界人物所宣扬的比西藏当局走得远的多。这是为什么?
  在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被平息后,这件本是中国内政的事,却引起了不少外国人的宣扬报道,发表种种意见。
  关于亚洲及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政府发言人,一般地说都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希望不以武力而以和平方式解决。也有些国家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误信报刊记者的宣传,说中国政府不遵守协议,损害西藏的自治。还有的不知道西藏农奴制的落后,似乎解放军进藏会比农奴主更厉害地压迫藏民,而西藏的民主改革更不及保存农奴制度的好,没有什么道理地说同情西藏人的遭遇等等。美国从国务院到总统艾森豪威尔等不少政府官方人物对西藏平叛问题多次作了发言,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说“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来支持西藏的反叛”,这是在1959年3月24日的发言。[70]到了26日又是国务院发言人却说什么“西藏内阁已宣布废除同中国签订的条约,理由是,中国人一贯违反这个条约,它并宣布西藏独立”。但是又说,“国务院还没有接到情报证实关于废除这个条约的消息”,他说,“美国的立场是清楚的,美国从未承认或者宽恕这项所谓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共产党剥夺了西藏人民长期享受的政治自治权”。[71]很清楚,美国在鼓动不承认解放西藏协议,要西藏宣布独立。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下院说:“女王政府一直认为应当把西藏看成是自治区,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剥夺西藏自治的行动,我们都表示遗憾。”[72]
  如果说美英国家官方发言人是用间接的方式,就是外交语言鼓吹西藏“独立”(自治),而印度某些报刊却公开叫嚷西藏“独立”了。印度人民党领袖克里帕拉里说:“中国毁灭了一个缓冲国,在国际政治上,缓冲国被毁灭的时候,有时会发生战争。”[73]他甚至要印度进行战争。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议员阿索卡·梅达说:“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当儿子被攻击时,母亲能够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者吗?”[74]印度人民同盟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说,“印度应当同亚洲自由国家就中国侵略西藏问题进行接触,使他们把支持西藏独立作为共同事业”,“中国必须退出西藏,应当让西藏成为独立国,印度应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西藏的独立”[75]。虽然,印度有很多的友好团体、政治组织,表示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良好意见。但上述这几个支持西藏“独立”的右派政党,他们的能量很大,除了把西藏随达赖逃出去的难民作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宣传西藏独立,还利用难民问题,把欧洲一些本来毫不关心中国内政问题的国家也拉进救护、收容难民,从而也鼓动起西藏“独立”来了。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宣扬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于事物的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光明正确,西藏在这些年所取得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等,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国际上西藏“独立”的谎言已逐渐被识破,但总还在某些外国人中,在国外的一些藏民中幽魂不散,时而兴起一些小浪花,或者改变为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一些人的吵嚷,可以蒙蔽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却掩盖不了,而且更改变不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1] 西藏自著的各种政教史著作,都不能把西藏的政治史与宗教的发展分开,多半中从宗教角度叙述西藏历史,而且大半是叙述归属中国以前的政教史。
[2] 布鲁克巴(不丹)为西藏邻近一土邦,受西藏宗教、文化影响很大,它同哲孟雄一样,尊奉中国大皇帝,宗教以达赖为领袖,在政治上尊奉驻藏大臣及达赖为上级。
[3] 哲孟雄(锡金)为一小土邦,居民为本地土民及廓尔喀移民,统治者土王系藏族,与西藏贵族世代有婚姻关系,宗教为藏传佛教,崇信达赖,与西藏关系密切,历来尊清驻藏大臣、达赖等为上级,年年进贡,向中国皇帝的呈文请由驻藏大臣转递。
[4] 尼泊尔当时称为廓尔喀,与西藏接界。多年来,尼藏关系友好,尼泊尔是西藏与印度佛教信徒来往的交通孔道。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进犯西藏,占领聂拉木等地,1792年清军由福康安率领打败廓尔喀军,直追至加德满都附近,廓尔喀王求和请降,应许向中国大皇帝进贡,成为属国。当时清政府重视廓尔喀(尼泊尔),视为藩属国,而对哲孟雄、不丹则视为西藏地方的藩属。
[5] 不丹藏人称为竹巴,不丹有一个法王阿旺杰姆专心致力宗教,不管政治,政治由一德布王负责专管,这是不丹分裂为两个势力的由来。见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
[6] 托钵僧为行乞于印、藏间化缘谋生的一种和尚,他们穿行喜马拉雅山区各地,以化缘行乞为名,实则有不少坏人,如间谍等。
[7] 不丹与东印度公司冲突经过,波格尔来后藏的情况,参阅《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
[8] 凯曼(Cammann)Trade through the Himalagas,美国新泽西州普林士登出版,1951年。
[9] 同上书,第91—101页。
[10] 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恒河之间的平原地区称为泰莱地区,该地区气候炎热,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是一富庶地区。
[11] 《清季筹藏奏牍》第1册,丁宝桢奏牍。
[12] 《清季筹藏奏牍》第1册,丁宝桢奏牍。
[13] 《驻藏大臣考》色楞额,第130页。
[14] 列城为拉达克首府。
[15] 噶大克为西藏阿里的首府,噶本为西藏地方政府派去的总管。
[16] 有关这方面英印总督与英国政府来往的信件,见《英国蓝皮书》帙1920,第118—125页。
[17] 信件见《英国蓝皮书》帙1920,第154—156页。
[18] 同上书第185页。
[19]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183—185页。
[20] 张荫棠:《使藏纪事》卷3、卷5。
[21]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熙初译本,商务版。
[22] 据荣赫鹏书称,双方妥协是达赖保证不反英,英国也不阻挠达赖回藏,观后来发展的情况,妥协还不只此。
[23]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西藏史),第192页。
[24] 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出版。
[25] 朱尔典致爱德华·格雷寿工公文,《英国蓝皮书》帙5240,第168页。
[26] 麦克思·慕勒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电,同上书。
[27] 印总督给印度事务大臣电《英国蓝皮书》帙5240,第189—190页。
[28] 《达赖喇嘛传》第240页。
[29] 《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中国大事记》。
[30] 在藏汉军钟颖、联豫等经由尼泊尔代表调停,军队全部缴除武器,联豫、钟颖等全由印度回国。
[31] 护理驻藏大臣陆兴祺致大总统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0页。
[32] 与袁大化提出的5条,与尹昌衡谈的5条,都是要求藏汉蒙回民族享同一权利,同等待遇,西藏有练兵权,宗教自保,西藏官制由中央制定,但官员由藏人充任,每年补助达赖津贴若干,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等。见《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33] 夏扎为噶厦中的首席噶伦,青即清波藏语为大,首席的意思。
[34] 贝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
[35]《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152—155页。
[36] 西藏噶厦“外交局”档案,傅师仲译,存西藏外事处。
[37] 西藏噶厦“外交局”档案,傅师仲译,存西藏外事处。
[38]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
[39]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40] 陆兴祺编:《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96—98页。
[41] 刘曼卿:《康藏轺征》。
[42] 西康甘孜县白利村有雅拉寺地丁15户,归雅拉寺管,白利土司死后,其女袭职,与雅拉寺不和,将这15户划给大金寺,白利村民反对,发生纠纷,大金寺人多势众遂占领了白利村,川康边防军团长马成龙派兵弹压,大金寺不服,双方发生冲突,大金寺早与藏军勾结,于是藏军发动向川军的进攻,双方发生战争,酿成大金寺之乱。
[43] 先去英国留学4人,并以仔本龙厦为留学生监督,派去印度留学的不少,有学军事、电报电话,并派僧官去学英语,以及派台吉一类官员去印度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方法,这些人在国外受到刺激,想回到西藏搞“新政”,这些都是亲英印的基础。
[44] 台克满又名赵锡孟,原系英驻华使馆派往甘肃“调查”烟苗,至青海的界石,闻川藏军开仗,即赴昌都,进行调解,召开川、藏军代表先在宁静县后移至昌都开会,有些书籍称他为驻宁静的副领事,是不确切的,英国在西康宁静并没有设领事馆。
[45] 见益西楚臣:《热振事件幸存者的一段经历》,《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3期。
[46] 见蒙藏驻藏办事处孔庆宗致吴忠信电,查点当时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47] 同上。
[48] 见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致孔庆宗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51页。
[49] 见1906年中印两国官员会晤,中国方面提出的报告。
[50] 见原西藏“外交局”档案,傅师仲译,存西藏外事处。
[51] 见原西藏“外交局”档案,噶厦这种提法,未免不够策略,将历史上若干年前曾属吐蕃的土地都要求归还,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国际关系中从未有的前例。
[52]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刘师舜报告,1948年9月17日。
[53] 夏扎·甘登班觉:《194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5期。
[54] 郭冠忠:《“驱汉事件”原委》,《西藏党史通讯》1985年1、2期。
[55] 错卓卡崩是西藏宗教上一种开大会扣翻大锅的活动,多用来表决心或诅咒的。
[56] 见《中央尼日》1949年8月19日。
[57] 见1950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照会的复照。
[58] 见外交部档案。
[59] 指1956年在欧洲发生的匈牙利、波兰事件。
[60] 达赖姐姐泽仁卓玛与中国驻印大使潘自立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
[61] 1957年周总理与达赖随行人员谈话记录稿。
[62] 1959年3月30日新华社新闻稿。
[63] 见西藏外事处报告。
[64] 同上。
[65] 1959年5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答复就西藏局势所提问题时发表的讲话,见《参考资料》5月31日下午版。
[66] 1959年3月17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参考资料》3月18日下午版。
[67] 王辅仁等:《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02页。
[68] 见中央社伦敦电讯稿。
[69] 1949年8月12日重庆《新民报》。
[70] 载1959年3月27日《参考资料》上午版。
[71] 同上,27日下午版。
[72] 4月28日《参考资料》下午版。
[73] 1959年5月9日《参考资料》下午版。
[74] 同上,3月31日。
[75] 同上,6月30日。

                                                                                                                (原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 当代日本的藏学研究机构及出版物
  • 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
  • 《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
  • 唐纳德·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
  •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八辑)目录
  • 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历史概述
  • 美国的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分析
  • 当代藏传佛教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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