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灾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决定迅速向灾区派遣工作组，目的是了解中国同胞情况、给中国同胞带去问候、开展救助中国同胞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回到东京的中国外交官，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们在重灾区的见闻亲历。
最先赶赴灾区的外交官
第一工作组刘敬师一秘说：“我们一行7人，分乘两辆车，是3月11日午夜出发的，戴上保护帽，只带上急救箱和简单的干粮、饮水，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匆匆上路了。一路上余震不断，经过19个小时不停顿行驶，12日19时到达宫城县首府仙台市。当时仙台停电停水，好像一座死城，我们打着手电寻找避难点。在一处有几千人避难的学校，我们找到10多名中国公民，了解到一天能有几瓶水和饭团，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证。避难点中的中国同胞感谢使馆这么快就来到灾区。12日晚上我们是在车上过夜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外交官是最早赶赴灾区的外交官。
“3月13日阴雨连绵，工作组先后走访了8个避难所。在东北大学国际交流会馆，我们找到了近2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有些焦急和不安。工作组鼓励学生干部发挥骨干作用，协助做好人员信息登记。我们还找到仙台警察署，了解外国人遇难情况。但官方发表的死亡人数，没有国籍之分。14日继续收集信息。找到各大学学生科、总务科。留学生仍是工作重点。”中国大使馆是海外同胞的家，家人给同胞带来了温暖和信心。
灾区中国人高呼“祖国万岁！”
“15日接到使馆通知，工作重点转移，开始协助自愿回国的中国公民撤离重灾区回国。我们在仙台市政府前广场和国际酒店设立了集合点，并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要求提供车辆等帮助，但当地政府表示无能为力。我们又向当地华侨华人寻求帮助。一位娇小柔弱的女性华人帮助我们联系了一家汽车公司，安排了车辆，同时提供了许多中国同胞信息。她放下自己的工作，将孩子交给别人看护，自己一直协助使馆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援是华夏子孙的优良传统。
“15日晚，集合点来了七八百人，但只有5辆车。我们优先安排老人、小孩和妇女上车，并让留学生协助。每个上车的人都要登记姓名、护照号码和手机号，每辆都要选出车长，不到两小时就安排好了座位，很多上车的中国公民激动得泪流满面。截至18日连续4天，在仙台共调集38辆大巴，撤离1800多人。后两天撤离的主要是研修生，他们穿着工作服，胸前佩戴名签，因雇主尚未兑现工资而身无分文，坐上大巴后他们激动地高呼‘祖国万岁！’”
迎着福岛核电站前行
第二工作组赵军武官说：“我们3月14日出发，一行8人分乘两辆车，任务是搜救。4个重灾区集中在太平洋沿岸，我们从南向北——茨城县、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一路搜救。我们一行在福岛县境内时，距离核泄漏核电站不到60公里，多数车辆是远离核电站而去，我们一行是向着核电站前进。我们除了做好搜救中国公民的任务外，还帮助日本人救灾。我们身穿迷彩服，日本人以为我们是他们的自卫队员，请我们参加搬运尸体。尽管尸体气味刺鼻，我们二话不说就一起帮助抬。我们知道自己代表中国，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良好形象。一个日本小学校长对我们说，当地有一位中国人向避难所捐赠了120条毛毯，希望中国大使馆帮助寻找这位好心人并代为感谢。我们深入一线，不辱使命，往返7天驱车2000公里，直接搜救300多人，协助撤离近500人。我父亲来探亲，但没在一起吃过晚饭。我们工作组的王伟有心脏病，带病出征。未婚青年李扬，参加工作才两年，主动请缨上前线，一路上不畏艰险。”
祖国亲人送去巨大安慰
第三工作组文德盛参赞说：“我们组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国际救援队运送补给。震灾就是命令。我拿了件羽绒服就上路了，没想到雪下得那样大。车在中途出事故，我联系到一位当年参加3000名中日青年大交流的日本人，他热情帮助我们找车。与当地华侨华人一接触，他们都表示见到祖国亲人获得巨大安慰。我们的到来对稳定人心具有重要作用。协助中国公民从重灾区撤离，是‘以人为本’思想贯彻到位的体现。抗震救灾是增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机会。”
第四工作组谢城说：“震灾一发生，我就前往茨城县救助中国研修生。茨城是日本的农业大县，中国研修生居住得特别分散。平时从东京到茨城驱车只要两个小时，但大地震发生后开车要走10个小时。在中国同胞撤离的集结地，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都会把场地打扫干净，这也是对场地的日方所有者负责。16日晚，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要求撤离，但车上已坐满，是两个中国留学生让出座位，让母子3人先走。这次同胞们从重灾区撤离，中国留学生出色的表现值得称赞。茨城共计发送26辆大巴车。”
面对记者，中国外交官没有丝毫地自我炫耀。他们冒着遭受核辐射和余震频繁的风险，往返途中没有热水、没有热饭，心里想的是同胞的冷暖安危。面对日本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大灾大难，中国外交官无所畏惧，他们用对祖国的忠诚、对同胞的热爱，在异国他乡奏响一曲以人为本、敬业爱民的动人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