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事：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联合召开的2010年年会。两个学会是中国研究日本问题规模最大、层次很高的学术团体，云集了国内优秀的专家学者。同时，两学会长期以来关心和重视我国对日外交工作，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今天到会的不少前辈、专家、学者都是日本学的大家。借此机会，我愿对各位在日本问题研究领域做出的宝贵贡献表示诚挚敬意，并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日本研究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立体、复杂、多面的国家，既秉承东方的道德传统，又崇尚西方价值，既有孤悬海上的岛国情结，又有作为经济大国的自负和成为政治大国的渴望。当前，日本正在经历二战之后最为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日本研究，非常重要，很有意义。
从历史上看，“学习、吸收、超越”是贯穿日本历史文化发展的主线。自形成统一国家以来，日本就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延续自身发展。古代，日本潜心研究和效仿中国，从蒙昧走向开化，封建社会不断发展。近代，日本改以西方为师，“脱亚入欧”，短时间内确立起现代国家架构，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野心恶性膨胀，走向了侵略他国、自取灭亡的道路。二战后，日本长期追随并学习美国，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茂路线，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崛起，再次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从现实角度看，“变革求新”是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无论是社会思潮，还是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无不处于变革进程，其核心是确立符合内外环境变化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新目标，实现“新的启航”。民主党上台执政在日本发展变革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将带动日本加快转型。对外关系上，民主党政权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同时，明确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强调日本未来生存发展的希望在亚洲，应该加强同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合作，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民主党政权的内外政策调整刚刚起步，但总体而言，改革的社会共识和趋势正在逐步形成。
从未来看，日本有可能在不断反复中摸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依靠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日本历史上通过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造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曾多次成功摆脱危机。当前，日本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但其长年积累的经济底力依然雄厚，总体竞争实力和强劲适应力在世界上位于前列，并且正在着眼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新一轮竞争，加快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日本仍有可能克服制度、财政、劳动力要素等制约，实现国家发展新的提升，并继续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日两国毗邻而居，周恩来总理曾对两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有过精辟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在长达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借鉴，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进步。当前，中日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合作的空间正在不断拓展。我们应该始终把握中日关系友好、互利、合作的主流，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断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水平。中长期而言，我认为有三个“瓶颈”需要寻求突破。
一是战略互信瓶颈。中日关系的发展，离不开战略互信的提升，这是近十年中日关系曲折历程告诉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两国关系转圜以来，通过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和接触，特别是胡锦涛主席访日签署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战略互信得到增强。但实事求是地讲，两国构筑战略互信仍然任重道远。双方要共同努力，跳出“中日在亚洲必有一争”的零和思维。要在政治上把握正确方向，形成良性互动。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强化利益融合。要妥善处理历史、台湾、东海争议等敏感问题。
二是提高合作水平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给双方都带来重要利益。但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趋缓，传统合作模式遇到挑战，双方亟需确立新思路，实现两国合作的转型升级。在双边领域，双方应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潮流，重点推进可持续发展合作，争取推出大的合作项目，形成新的亮点。在地区层面，亚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中日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双方应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做好亚洲合作这块大蛋糕，将中日关系推上亚洲这个大舞台加以运筹和发展。在全球层面，应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推进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与合作。
三是国民感情的瓶颈。国民感情的好坏直接影响中日关系走向，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目前，中日民间层面的交流不可谓不密切，但是彼此信任度不高，亲近感不强，增信释疑度不深，在不少问题上相互猜忌警戒，甚至情绪对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因素，有前些年两国政治僵局的后遗症，也有相互了解的不足，但根本上讲，是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和现实利益摩擦在民众层面的反映。扭转这个局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标本兼治。一方面努力保持两国关系良好发展势头，切实增进政治互信，为两国民众互动营造积极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官民并举，持之以恒地开展人文交流和民间友好交往，特别是青少年交流，逐步增进相互理解，培育和扩大彼此的友好感情。在这方面，我们的影视剧应该多反映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题材，也可同日方进行合作，推出成功的佳品。
各位同事，
日本问题研究始终是中国社科研究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在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提高，视野不断拓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日本问题研究，符合我们国家、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机会，我想结合个人感受提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是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加强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深入细致，重视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学者对相关课题保持持续而紧密的跟踪。戴季陶是蒋介石的谋士，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有较深的了解。尽管他是一个反动政客，但他说过一句话：日本是把“中国”这个题目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次。相比之下，我们的日本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有些研究浮于表面，泛泛而论；有些研究过多依赖二三手材料，缺乏实地现场调研；有些研究先入为主，结论在先，缺乏缜密细致的科学论证过程。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当年徒步700公里，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更多地掌握鲜活的材料和数据，更多地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多地通过科学的论证过程，从而得出更有说服力和更加牢靠、经得住推敲的结论。
二是要对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撑作用。随着外交议题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学术研究应更具前瞻性，超越对现有政策的阐释和分析，为外交决策提供深厚的思想和理论支持。当然，要形成这种政学相重的良性互动，离不开政府为学者接触和参与决策提供必要机制和支持协助。同时，学者也要主动走出书斋，在政策调研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比如关于中日如何在亚洲开展合作，就有大量课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是要保持客观，实事求是。媒体、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界向公众发表观点的主要途径，对学术研究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中国民众特殊的对日感情，在日本研究中保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向社会传递准确无误的信息，才能引导民众全面真实地认识和了解日本，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四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的需要。上世纪初期，数万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伟人，他们学成回国，对中国近代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的日本研究，也需要学以致用，建议大家深入解析日本战后走过的发展道路，总结日本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及如何应对外压、维护本国利益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各位同事，
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是中国日本问题研究有代表性的团体。两学会首次联合举行年会，标志着日本学界的交流迈上一个新台阶。我衷心祝愿在两学会带领下，日本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